吴融，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吴融从僖宗咸通六年(865)开始参加科举，一直到龙纪元年(889 )才中举，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登第之后的吴融仕途并不顺遂，先是随韦昭度入蜀平乱，无功而返;回到朝廷曾官至侍御史，又遭人谗言，遭贬荆南;干宁三年(896)才被召回京城，任礼部郎中，后入充翰林学士，官至中书舍人，天复元年(901 )不幸遇上朱全忠犯上作乱，致使吴融逃出京城，流落阌乡;天复三年(903)才再度被召回任翰林，迁承旨，最后卒于任翰林承旨一职任上。观其一生，宦海浮沉，几度受到重用，旋即被贬或流落他乡，这与晚唐动荡不安的政局，有很大的关联，混乱的政治局势，导致吴融漂泊一生，也造就了他矛盾忧郁的个性，以及笼罩着淡淡哀愁的诗歌。
唐末的政治在朋党、宦官、藩镇同时危害之下，在位君王又多半年幼昏庸，天灾、兵祸不断，社会各种乱象、弊病丛生，对晚唐衰颓国势的而言，无异是雪上加霜，人民生活也在繁重的赋税压力下，更显艰困。民不聊生的惨况，加上政治社会的乱象，对一向细腻敏感的诗人是很具影响力的，面对政治上种种乱象的无力感，让诗人们以诗笔表达胸中不满的情绪，以诗直陈社会乱象激愤直切者，希望发挥积极讽谏的效果;消极失望者则将关心的焦点射向自身，或纵情声色或避世远祸，诗风则呈现轻巧绮丽或淡泊凄清;更有一群诗人，长期接触低下阶层民众，深知民间疾苦，自身又长年贫病交迫，诗作多奇险寒狭之风。除了政治、社会与文坛风气影响之外，与朋友的交游，往往也会影响一个人，吴融所往来的朋友，除官场上的长官、同僚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诗人，这些诗人如释贯休、皮日休、陆龟蒙、方干、韩偓等，对吴融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吴融诗歌所呈现的风貌，是丰富而多元的，他既有直指当世的讽刺之作，也有纸醉金迷的艳情之作，更有崇尚淡泊闲适或寒狭僻涩之作。吴融的诗歌创作题材，大致可分为「寄赠酬答」、「登临游旅」、「咏人咏物」、及「个人抒怀」四类，虽然各种题材都呈现不同的内容，表达不同的主题思想，但最特别的是，无论何种题材的创作，都多少表达了吴融在仕与隐之间的矛盾，这种左右为难的情绪，与晚唐混乱矛盾的社会，形成一种奇特的兼容现象。而吴融的艺术表现一如他的诗歌，呈现多元的写作风貌。在体式上，吴融主要创作近体律绝，其中又以七律为最，他同时兼擅各体，但数量不多;在声律方面，吴融对于平仄、用韵的要求相当精细，着重声律与诗歌内容的相辅相成，使得音节和谐雅正;在用典方面，吴融无论用事、用辞，经常援引经史，却又无陈腔滥调之失，反而能收曲折达意之功，同时能以明用、暗用、活用、反用等方法，使诗歌虽用典而不板滞;在修辞表现上，能运用迭字、色彩、对仗等手法，配合视、听等感官，使诗歌细腻而鲜活的呈现读者眼前。然历来学者对其评价不高，多囿于对晚唐诗气格卑弱，无风骚气的成见，或认为其为亡国之音，不值一谈，甚至针对吴融极少数的艳丽之作，评其靡丽，凡此种种，所论不公。吴融以其独特的诗笔，反应现实，抒写心志，在时代一片衰飒、靡丽之音中，仍不愿逃离现实，不忍弃苦难中的百姓而去，以至于处处表现矛盾、犹豫、哀伤、忧郁、淡泊等情调，而这样的情调与晚唐的时代氛围是非常相似的，如此多面相的反应时代特色的诗家，岂能简单的用「绮丽」二字评定其不足为论，而将吴融摒弃在晚唐诗歌研究之外呢!更何况吴融部分句式参差，语言俚俗浅白的一类诗作，极有可能是宋、元以降，词曲创作师法的源头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总之，吴融生在唐末乱世，诗歌也反映了整个时代风貌，作为一个从唐末接轨至宋元的桥梁式人物，绝非「绮丽」二字足以道尽，将吴融放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上，就能看到他在文学史上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