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 ，以执法严刻着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根据《前汉书》记载杜周出生于南阳杜衍县人，本来是南阳太守手下的一名办事，通过巴结上司得利，受推荐给张汤，升为廷尉史。他办事专门看上司的意思。上司中意的人他就故意减轻罪状，上司厌恶的人他就加以打击。在他任廷尉职期间被关入监狱的人数大增，被关监狱的时间也延长。他的做法还受到武帝赏识，任命他为御史大夫，上升到三公的地位。家资无数。他的两个年纪大的儿子都成为重要地区的郡守，控制黄河两岸重地，而且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残暴。只有少子杜延年为人宽厚。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着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
武帝后期，用刑益严。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①，以“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病死。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