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东汉楚王， 为东汉光武帝和许美人所生。后因为图谋取代汉明帝被废去王位，而后自杀。据后汉书记载，刘英为中国已知最早的佛教信徒。据荷兰汉学家许里和研究，约在公元50年前后的这段时期，佛教已经渗入淮北地区、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这一数省接壤的广大区域。当时的彭城是非常繁华和开放的城市，也是这个区域里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同时，彭城还坐落在丝绸之路从洛阳向东延伸直到东南地区的大路上。就是这个城市，在公元1世纪中叶，封于此地的楚王刘英的府内居住着由僧人、居士组成的僧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僧团。
公元65年，汉明帝(东汉继光武帝后第二个皇帝)给他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写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后来被收入了范晔的《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诏书中似乎无意间提到的几十个字，在中国宗教史上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后世研究中国佛教起源的最早资料。汉明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诏书中一次顺手一提，开始了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的正史篇章，也通过正史使刘英成了诸侯国里第一个信佛的国王。
楚王刘英是汉光武帝刘秀庶出的儿子。母亲是许美人，因为没有受到深宠，所以地位较低。但是，刘英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封为楚王，封国就在汉高祖刘邦的汉室龙兴之地--今江苏徐州地区。根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刘英在建武十五年为王，建武二十八年才赴国就任。年轻的时候，刘英喜好交接游侠之士，迎纳众多宾客，到了晚年的时候更加嗜好黄老之学。按照佛教史专家的考释，佛教传入中国前期是和神仙思想、祭祀方术混同在一起被民众接受的。此外，黄老学说一直是汉代贵族间比较流行的学术思想，淮南王刘安(淮南国与刘英的楚国临近)集门客着《淮南子》，其中主要宣讲的也是黄老学说。现在发展到楚王刘英这里，黄老学又有了新的进步，就是与宗教化的佛教扯到了一处，刘英为浮屠建祠，里面也多半还供着老子(这个猜测到汉桓帝立佛老祠时进一步得到证实)。因此，刘英喜好黄老学，这就为他接受佛教、传播佛教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古代中国的版图上，徐州是交通南北，联络东西的商埠重地，经济发达，文化活跃，也是道教思想兴盛和道教兴起的重要区域。汉明帝当皇帝后，想以宽大之心治天下，就下了个诏，让各国犯死罪的人缴纳生绢即可赎罪。楚王刘英不知作过什么亏心事忽然感到有些心虚，不打自招地要手下人准备了黄绢白绢三十匹给汉明帝送去。汉明帝收了东西嘴上还卖乖，下了诏书给刘英，上面赫然写道：“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并把这道诏书颁示给各诸侯国的中傅们。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可以推测在楚王刘英之前，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但由于最初的信徒可能多为异域胡商或民间百姓，所以得不到正史的重视，终于因为这位封国治地在彭城的楚王的东汉贵族身份，“浮屠”才得以在《后汉书》中出现。在佛教东传史中，另一处提到汉明帝的事件名气更大一点，说汉明帝梦见有西方大神，头顶光环，于是派大臣到西方请神，后来请来两位西域游僧，用白马载来《四十二章经》，汉明帝为他们建了中国最早的寺院--白马寺，这就是著名的“白马东来”的典故。但这个记载是始见于在汉传本《四十二章经》中，并不见于正史记载，所以从史料价值上反而不如这封汉明帝给楚王刘英的诏书来的重要。
汉明帝在诏书里面称“仁祠”，并说“与神为誓”，可见佛教祠在当时也仅是作为方术之一出现的。因此，刘英把黄老学里的神明和佛教的偶像放在一起供奉也就不足为奇了。楚王刘英，他信佛信道后来并没因此得到善终。因为在他那个年代不好好学习儒家经典，整天带一帮外国和尚建庙起观的，确实很另类。更重要的原因是，刘英在汉明帝的诏书下达后，就广泛结交迎纳方士，还作金龟玉鹤，并刻文字当符瑞，这就犯了朝廷的大忌。因此，公元70年，燕广告发楚王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谶纬及图书，存在谋逆的行迹。朝廷派人调查，主管官员参劾刘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自增减官秩，设置诸侯王公两千石，大逆不道，就奏请皇帝诛杀刘英。汉明帝以亲亲不忍杀之，乃废刘英。第二年，楚王刘英到丹阳郡，不久就自杀了(下场与淮南王刘安相似)。楚国存三十三年而除。皇室遣光禄大夫给刘英吊唁祠祭，按照法制赐赠丧物，又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其于泾县。让楚王刘英和汉明帝都没想到的是，100年后，佛道打包捆绑销售的新宗教就从外地一路畅通地发展到汉朝皇帝的宫廷中。汉桓帝在宫中为黄老和佛陀同时立祠加以祭拜，可见这时佛教已深入汉代皇室中来，黄老也不再局限于书本上，而直接越级上了祭台，而且成为皇帝拜祀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