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公元前1192年)，子姓，名昭，商王盘庚之侄，商王小乙之子 ，商朝第二十三任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 武丁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及甘盘、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 ，史称“武丁盛世”。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庙号高宗，死后由其子祖庚继位。
继承王位武丁是商王盘庚的侄子，商王小乙之子。相传，武丁少年时期遵父命行役于外，与平民一同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艰辛， 与下层民众比较接近。武丁在位前，是一个“旧劳于外，爱暨小人”，武丁长期在外，不能不认为是小乙的有意安排;马融曾说，武丁为太子时，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劳苦于外，与小人从事，知小人艰难劳苦7。公元前1251年，商王小乙去世，武丁继任商朝君主之位。[1] 武丁继位后，想要复兴商朝，但没有得力的大臣辅佐。武丁因此三年不说话，将一切政事交由冢宰决定，自己则观察国家风气。
武丁继位之初，朝中并非无人可用，《尚书·说命中》：“台小子旧学于甘盘。”《史记·殷本纪》：“帝武丁即位… …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可见，除旧有的官僚体系外，武丁既有可托政事的冢宰，又有可以师事之的甘盘，并不缺乏治国的人才。后来，武丁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说尽力辅佐武丁，将商朝治理得很好。 史籍中多有记载：《墨子·尚贤》：“昔者傅说被褐带萦，庸筑于傅岩，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于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孟子·告子下》：“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国语·楚语》：“昔武丁能耸其德… …而又使以梦象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朝夕规谏。”《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 …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商大治。故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武丁利用“梦帝赉予良弼”的策略提高了傅说的宗教地位，同时也极力提高傅说在行政系统中的地位，称傅说“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使之成为权力系统中的关键人物。
武丁利用傅说进行强化王权的同时，也在理论和制度上对采取了集中权力的措施，集中王权的方法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尚书·说命》中比较详细的记载:一是强调“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的君臣秩序。二是改革用人制度，加强商王对官员的任免权。“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建立任人唯能、任人唯贤的规则，力图改变盘庚所强调的“惟图任旧人共政”的用人模式，“最终取得了对官吏的最终任免权”。这实际上是对旧贵族在任职特权上的否定，大大加强了商王选拔官员的自由度，对王权的加强具有积极的意义。三是改革祭祀制度，把神权掌握到商王手中。商代前期与王权对立的贵族主要是依靠神权，《尚书·君 》:“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所以列举的权臣皆是“格于上帝”的巫师，神权构成对王权的主要威胁。商代的神权最主要表现于祭祀权，研究表明，武丁前期的祭权十分分散，多种非王卜辞都有频繁祭祀祖先的记录，有的甚至祭祀商王的远祖。针对这种情况，武丁提出:“黩予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对祭祀进行改革。
武丁时期，特别是通过对土方、舌方和羌人等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不仅消除了边患，有利于边疆的开拓和发展，而且通过战争掠夺了大量财物和奴隶，从而又促进了商代奴隶制社会经济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庙号高宗 ，由其子祖庚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