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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贵妃

郑氏（1565～1630），明神宗朱翊钧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她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强人，野心勃勃，为达到总揽大权的目的不择手段，诡计多端。她搅得朝廷内外不得安宁，腐败堕落，人心涣散；她搅得万历江山危在旦夕，致使万历一朝宫廷斗争波澜起伏，成为明末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可谓是活跃于万历一朝的风流人物。 　　 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 　　 郑氏的父亲叫郑承宪，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宫时，郑氏位在淑嫔。她容貌艳丽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郑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并在万历十一年（1583）超晋加封为贵妃，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郑贵妃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于是，无论于情于理，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倚重便都是无以复加了。 　　 万历初年，李太后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师名门之女王氏。王皇后为人端谨知礼，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对神宗百依百顺。但是神宗并不喜爱她，加上她也没有给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对神宗寻花问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无事。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处请安，发现服侍太后的宫女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当时就临幸了这位姓王的宫女。不久，这位王氏宫女生下一子，即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无奈只封了王氏宫女一个恭妃的名号。按礼，母以子为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册封为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诸嫔妃之上，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是早已习惯封建正统礼法的朝廷百官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为此闹得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搞得神宗十分气恼，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郑贵妃却从旁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一听转忧为喜，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奏章上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转眼间郑贵妃已有身孕，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贵，随之郑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高出皇长子母亲恭妃两级。这样郑贵妃在宫中地位更加稳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明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当时，那些坚持封建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神宗立其子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神宗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事见《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也正符合郑贵妃的心计。然而，郑贵妃与神宗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举圣旨，降谕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时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对群臣推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人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此时，人多口众，神宗如何能抵挡得了。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册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话，就等皇长子长到15岁的时候再行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