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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772～846)唐代诗人兼思想家。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出身贫寒，比较了解和关心民间疾苦。贞元(785～805)年间举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及左拾遗等职，一度贬充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法律思想上,他继承封建儒家正统而有所创发,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之一，在于明确刑与礼的关系和它们不同的功用：“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刑是礼的门槛，礼是道的根本。只有了解这个道理，掌握先后主次，刑、礼迭相为用：在衰乱的年代放宽礼教的要求而加强刑罚，在安定的年代简省刑罚的运用而提倡礼教，才能达到“王化”的境界。一方面他强调法制的作用，认为国家应当明正典章禁令，做到令行禁止，认真严格地执行法律；朝廷要改变“轻法学、贱法吏”的情况，“悬法学为上科”，提拔和奖励贤良廉正的法官，不使“国家生杀之柄，假手于小人”，不使“舞文之弊，生于刀笔之下”,以达到上下循法、刑罚自措的目的。另一方面，他更强调治理国家决不能依靠“猛政”和“严刑”,而主要依靠君主“勤教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做到“恩荣并加，畏爱相济”。为了论证上述理论的正确，他提出了犯罪原因说。他认为，犯罪的发生，根源在于人民的贫困：“食足财丰而后礼教所由兴也,礼行教立而后刑罚所由措也”;如果天下人“财产不均，贫富相并”，即使是尧舜来统治，也是平息不了忿争，减少不了刑狱的。因此要减少犯罪，首要的措施是“富其人、崇其教，开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滥之门”。这就需要“举有德，选有能”，“安其业，厚其生”，做到教化大行和廉耻大兴。他极力主张“理大罪赦小过”，反对那种片面讲求“刑烦”或“政宽”的政策，要求统治者“举其纲，疏其网”,对于大罪抓住不放,对于小过则不必狠追。他既认为肉刑暴虐而反对恢复肉刑，又认为“数赦则□生”，反对经常实行大赦。他虽然遵循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极力维护封建礼教，但也有许多判词仍较平允。例如甲妻在婆母面前骂狗，甲以其“不敬”，怒而出之，他认为甲妻的行为只不过是“细行有亏”的小过，不应被视为犯了“七出”（见封建婚姻制度）之条。又如某丁居家有德行,被推举任官，吏部认为出身不好，不予批准,他却认为只要被推举的是很好的人才，就不应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所著《白氏长庆集》（即新版《白居易集》）中与法制有关的部分，是研究他的法律思想的重要资料。 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白居易的两篇叙事感伤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通过诗人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以充实和渲染。诗的前半部分用事实讽刺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后半部分则用同情的笔调和幻想的手法，描绘了唐玄宗的入骨相思。全篇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