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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匄

士匄　生年不详，卒于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春秋时期晋国人，本姓士氏，名匄(一作訇)，因祖父辈受封于范地而改姓范氏，名宣子。其祖父士会曾在晋成公时任上军将，景公时任中军将，执掌国政。其父士燮(范文子)历任上军佐、上军将、中军佐。范宣子历仕晋悼公、平公二世，终任中军将，执掌国政，为晋悼公恢复霸业做出了贡献，同时在晋国刑法建设方面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范宣子出生于晋国名臣大将之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薰陶，家庭的门望也为他的仕途铺平了道路，使这位历史名臣在晋悼公时就较早地登上了晋卿之位，担任中军佐，为悼公建立霸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晋悼公三年(前570年)，他受悼公之命，出使与晋国不合作的齐国。他告诉齐灵公说：“寡君使匄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匄乞盟。”齐君恐不盟会招来讨伐，只好与范宣手盟于齐郊，并派太子光盟于鸡泽(今河北邯郸市东)。范宣子成功地完成了胁齐入盟的使命，反映了他有着超群的外交才能。晋悼公十年(前563年)，为了巩固晋宋联盟，范宣子和中行偃建议以诸侯之师消灭妘姓小国逼阳(今[山东峄县南)封给宋国右师向戌。他与荀偃经过五个昼夜的苦战才攻克了逼阳。晋国力克逼阳而赠与盟国，不仅深结宋国，对其它盟国诸侯也产生了强烈的感召力。这反映了范宣子有着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和外交艺术，通过恰当处理一件事情，团结了同盟诸侯，增强了晋国的地位。在协助晋悼公恢复晋国霸业的过程中，范宣子充分显示了其政治才能，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当然，以牺牲他国结好诸侯的做法应予以批判，但在当时列国林立，相互兼并。日趋一统的历史条件下，兼并不宜简单地否定，它仍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晋悼公十三年(前560年)，中军将荀萤卒，按惯例应是中军佐范宣子升任其职。但范宣子认为上军将荀偃比他年长，经验丰富，更适合任中军将。范宣子让贤，对于晋国荐贤重才风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晋国出现了“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稼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的可喜局面，并与诸侯和睦，少有战事。可见荐才让贤，可以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增强威慑力，胜过一时的兵强马壮。晋平公四年(前554年)，荀偃辞世，范宣子继任中军将，执掌国政。此时，早在悼公时就已产生的范氏与栾氏矛盾激化了。栾氏在当时的列卿中与公室关系最密切，这是因为栾书有杀厉公立悼公的功劳。栾氏恃功骄横，结怨甚多，列卿中多结好范氏。栾书之孙栾盈便广蓄死士，筹划倒范。其阴谋败露后，范宣子将栾盈驱逐出境，捕杀了栾党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申书、邴师、羊舌虎、叔罴十人。叔向、伯华、籍偃也被牵连入狱。栾氏余党逃亡国外。晋平公八年(前550年)，栾盈潜入晋国，在齐国的配合下发动了例范活动，被范宣子杀死，尽灭了栾氏党族。范宣子剪除栾氏党族的行动，在当时是必要的，其果断处理，避免了晋国的一场内部恶战，避免了国力消耗，对国家与百姓都是有益的。惟范氏大兴党狱，株连过多，确有不足称道之处。范宣子执政除了果断行事外，还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和政策失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一段较长文字专门记载了范宣子接受子产劝告，对诸侯实行轻币政策的事情。传云，范宣子执政期间，诸侯向晋国的纳贡很重，郑人深以为患，襄公二十四年二月，郑伯使晋，子产托书以告诫范宣子说：“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子产)也惑之。……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即晋国坏，晋国贰则千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力陈重币的害处。范宣子觉悟到子产的话十分中肯，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忠告，减轻诸侯纳贡数量，以友结四邻。这种善于听取意见，尤其是善于听取批评的精神确属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奴隶主贵族的一员，能虚心执政，冷静视听，从善如流，闻过则改，及时修正不合宜的政策，其开明性与历史的进步性是十分突出的。古今中外可资称道的执政人才中，除了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而表现出各种各样值得批判的方面外，虚心纳谏，及时修正、完善自己的政策是其共同的优点，是一切优秀的执政人才的共性。一个人的智慧，知识和能力总是有限的，伟人与凡人都不例外，所谓优秀的政治人才就是能广集众议，善于用众人的智慧、知识与才能来塑造自己超群出众的政治形象，以有力地把握国家的命运。这也正是范宣子能在悼公霸业衰落、公室枝叶歧生的不利形势下，使晋国能在列国争斗中能稳住阵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范宣子的历史功绩还突出体现在刑法建设方面。在春秋以前，我国是一个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是依靠“礼”来维持社会各种关系的。进入春秋时代，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的社会秩序遭到很大的破坏，各诸侯国开始逐渐出现了成文法。在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中，晋国的改革最有成效，公族从政治舞台消失了，维系统治集团的血缘纽带被割断了，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作爱田”“作州兵”，人民与土地从领主手中转到国家政权手中，促使郡县制在晋国迅猛发展。为了在这种形势下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要求必须有法典来统治人们。这是晋国成文法产生较早的历史背景。于是晋国先后出现了“士蔿之法”、“被庐之法”、“赵宣子之法”、“范武子之法”。春秋最后一百年，晋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瓦解，阶级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维持统治，晋平公八年(前550年)，范宣子在以往晋国法典的墓础上，制定了一部刑书，即“范宣子刑书”，它是晋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其具体内容己难以考知。这部刑书问世后，最初被藏于秘府，为贵族所垄断。40年后，由于晋国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者面临空前的危机，六卿不能相安，“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官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晋卿赵鞅、荀寅才把范宣子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于众。晋国的刑鼎和前此23年郑国子产所铸的刑书，被公认为我国成文法的最早公布。范宣子刑书是当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已经登上晋国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法律体现，它的公布是晋国由礼治走向法治的标志。它顺应了历史变革的潮流，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三晋时代，一些法律条文还继续发生着法律效力，《韩非子·定法》篇说“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说明韩国法典是在晋国旧法典的基础上产生的。魏、赵两国的法典和李悝的《法经》无疑都受到范宣子刑书的影响。在三晋这个法家学派的摇篮里产生出来的一批如李悝、吴起、商鞅、韩非等著名法学家，在历史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充分显示了范宣子刑书的公布在我国法制史的划时代意义。综上可见，范宣子是春秋变革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有着较高的治国才能、成功的外交思想和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素质。虽然在他身上存在着历史和阶级赋予他的糟粕，存在着应该批判的东西，但我们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从历史的角度和政治人才的角度去看待他，发现他的身上仍有许多需要肯定的历史功绩和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