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是“党政不分”的。刘备在位时，刘备作为法定的“一把手”是理所当然的执行“党政一体化”，实施的是“以党代政”的方案;在诸葛亮托管政权后，诸葛亮也自然的实行“党政一体化”，不过他执行的是“枪指挥党”，以汉丞相之职统管政权。正是在“党政一体化”的制度下，刘备集团发扬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迅速夺取荆州、西川等地，从而建立蜀汉政权;反之，刘备集团“党政不分”，因而“缺乏系统的冗余性和可靠性”，导致蜀汉政权犹如昙花一现，蜀汉集团迅速地由繁盛走向衰落和失败。
虽然“党政制度”一说是指近现代国家政权中的执政制度和行政制度，但是中国古代也是客观存在类似的“党政”制度，具体体现是：内廷与外朝、皇权与相权，其中内廷和皇权代表的是：特定的少数贵族群体在政权中的执政方式，外朝和相权代表的是：普通大众在政权中的行政方式(部分贵族也可参与到其中)。前者可以认为是“执政党”，皇帝就是“党和国家”的首脑、总执政官，后者可以认为是“政府”，丞相或宰相就是政府的总理、首席行政官。需要强调的是，古代的“党政制度”并非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而是统治者为提高统治的有效性而采取的执政和行政的方法。
在古代中国，“党政制度”也分“党政分开”和“党政一体化”两种方式，内廷与外朝分开设立、单独行使权力就是“党政分开”方式，由皇帝亲自主持行政事务就是“党政一体化”。一般来讲，国家只要是正常的，“党政分开”方式为主，皇帝并不事事亲躬;反之，国家不正常了，出现动荡，就会出现由个人的集权(或中央集权或地方割据)，实行“党政一体化”。应当说明的是，古代封建制度都有“党政一体化”的倾向，但是为了降低执政难度，各个朝代还是实施了有限的“党政分开”，以保证执政的“独断”和行政的“专业化”。但是尽管“党政有限分开”，皇帝还是通过各种手段来限制个人在行政中的地位和权力，因而个别朝代是不设相位的，而是通过“尚书房”或“军机处”以集体方式行使相权，因而古代政权中围绕“党政制度”，以个人利益为诱导就充斥了皇权与相权的争夺。一般来说，利益集团在势力上升阶段是要“党政一体化”的，集中力量夺取土地;当占领的地盘足够大时，“首领”就会称王称霸，自然的走执政与行政分开的“党政分开”道路，一方面皇帝可放手行政官员治理天下，另一方面皇帝可把主要精力用以军事和政治统一中国，进而形成新的王朝。所以就古代而言，“党政一体化”缺点是明显的：系统没有备份，权力过于集中，成功或失败往往寄托一人的命运，管理的辖区太大后个人精力往往不能适应需要;反之，党政分工的好处是：皇帝执政，宰相行政，皇帝不必天天换，宰相可以月月换，把风险前移，从而稳座江山。
由于东汉后期，军阀割据、士族林立，军阀往往与士族结合形成特定利益集团，强者自任“首领”，这就好比在中国大地出现了若干的政党，其武装力量一旦占领城池，“首领”就自封为“牧”，从而代表一个特定士族群体执政和行政一方，例如，曹操代表中原地区士族集团曾自封为冀州牧等，而刘表代表荆州士族自称荆州牧，统治自己的占领区。因此，东汉后期是地方各自为政的“党政一体化”。
刘备在赤壁之战前是没有根据地的，但他自强不息，一直在聚集力量。赤壁之战后刘备先夺荆州，后取西川，然后自领为益州牧，这个时段刘备集团是以刘备为核心的“党政一体化”，凡事刘备说了算。但是，在夺取汉中后，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刘备集团统治区域大增，此时按理，刘备集团本应走“党政分工”的道路，从而统一天下，然而刘备在自立汉中王后，仍然是党政事务一手抓(他可能忘记了汉高祖在封汉王后，就放手让萧何治理国家，以韩信对敌项羽)，其结果是刘备死后，蜀汉大权就转入诸葛亮之手，而诸葛亮又再次党政一体，最后在诸葛亮死后，刘禅接过政权，也同样是党政一体，蜀汉政权终于经不起折腾了，迅速由强转弱，很快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