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和绝大多数同行一样，一开始我就相信两个观点：一是在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二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以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并形成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长期以来，我又感到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真正动力”与“历史发展的周期律”之间的矛盾。既然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不应该形成“历史发展的周期律”;既然出现“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就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这个问题困惑我三十年。“文革”结束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思想在构铸历史中的巨大作用。我在研究“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时，发现思想对城市近代化的作用。当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两位丁忧在籍的状元陆润庠和张謇分别在他们的家乡苏州和南通创办近代工业。对这一项工作，陆润庠和张謇具有不同的思想理念。陆润庠志在做官，无意创办近代工业，在苏州应付一番，守制期满，立即返京做官去了。苏州仍然是“寓公”养老送终的好地方。张謇认识到创办近代工业的重要意义，并将毕生精力用在南通近代化事业上。南通成为当时中国的模范县。
20世纪30年代常州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大成纱厂现象也引起我的重视。
30年代，国内棉纺织工业面临着整体萧条。在地理条件远不如无锡、南通的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却成为一颗明星，创造了奇迹，带动了常州城市的发展。1930年，刘国钧集资50万元，盘下了大伦布厂，改组为大成，当年就获利10万元左右。从1930年到1937年，七年中股东红利及职工分红共支出100万元;大成拥有的设备，纱锭从1万枚增加到9万枚，布机从260台增加到3000台，漂染设备从零发展到5000匹布。大成公司取得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经理人员思想的能动作用。总经理刘国钧认为：一个工厂要靠多出货色、出好货色、出比别人便宜的货色，才能发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管理，关键则在有人才。他出任总经理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聘请贤才。他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知名专家主持工务。当时，5000元相当于大成的注册资本50万元的1%;相当于当时60个熟练工人的工资。
这一历史事实，不能不引起我对思想作用的思考，到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审稿工作，解读了许多专家的著作，我的思想认识又有了发展，逐步形成一种观念：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这解决了困惑我三十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