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思想纷呈、人才辈出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各有时代的代表人物，风格秀出，逸品独标，商酌辩难而不失其雅量。那个时代，礼赞人才，尊重对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于是辟佛勇士范缜出现了。毕生佞佛、三次舍身的梁武帝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写道：“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有模有样不失风度地据理力辩。
梁武帝的敕答，经释法云转达给王公大臣会览，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长沙王萧渊业、豫章王行事萧昂，以及沈约等六十余人群起难范，可以想见对范缜的压力有多大。但范缜毫无退缩，不可谓不勇敢。而所以之故，也和梁武帝能够守持思想辩论的规则，不以政治权力剿灭异端有关。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缜洵大勇，倘亦有恃梁武之大度而无所恐欤?皆难能可贵者矣。”可知，当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的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观，这不是偶然所至，而是渊源有自。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如果“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能不追溯到曹操。
曹操其人，罗贯中《三国演义》首发其难，写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奸雄形象，涂上的白脸，层层复复厚几许，要想剥掉则难上加难。但后世的文史研究者，欲还曹阿瞒历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数。大家都记得郭沫若1959年写过《替曹操翻案》。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大史学家陈寅恪。陈寅恪在研究魏晋思想的一篇文字里(《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也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肯定曹操对“转移数百年世局”起了作用，这个评价可不低。
那么，对于曹操的“转移数百年世局”的历史作用，我们该从哪里说起呢?毫无疑问，应该从他的“求才三令”说起。所谓“求才三令”，指的是建安十五年、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二年，七年之中接连颁布的三道广招人才的诏令。为介绍之方便，我们不妨以第一、第二、第三令分别称之。
第一令主要表明思贤若渴、求贤之急，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因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等于说，只要是人才就好，其他条件均可暂置而不提。
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要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所以如是，道理在于：“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如果由于人才的某些“偏短”，而废弃这个人才，那么苏秦、陈平都不必用了。而无此二人，战国时期燕国的弱势如何改变?汉代的江山大业，又如何成就?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做到“士无遗滞，官无废业”。
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不要讲究出身，不要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甚至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起用。这未免太过出人意料了。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各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氏所以颁此三令，主要是针对他的对手而言，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号相昭示，其摧廓作用自必可观。然道出多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奇诡争竞亦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最终毕竟形成汉魏时期的人才鼎盛之局。寅老所谓曹氏不无“转移数百年世局”之功用，其历史深涵，倘在斯乎?倘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