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黄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宋仁宗之后，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赵顼又恢复了祖父宋仁宗赵祯温和的改良做法时，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说：“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
直到700年后，自我感觉甚为良好、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两个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言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宋仁宗为何能创史上最繁荣时代?这与他胸怀仁义、宽厚待人的行事风格有关。
雅量能容，士大夫乐园
苏辙是大文豪苏轼的胞弟，他们哥俩与其父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有了三席。嘉佑二年(1057年)。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当时的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之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血气方刚的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科举考试中“妄议”朝政，且矛头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难逃其被灭九族的命运。宋仁宗的宽容心胸，由此可见一斑。
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之。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
谁知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军的职位。
纵观数千年历史，作为一位帝王，宽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宽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等少数明君才能做到了。这说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对“煽动造反”的，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然后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做出明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