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敢于公然承认自己是怕老婆的男人，非但不乏幽默，且有炫耀之嫌，因为真正怕老婆的人，是没有这等勇气的，可是胡适却把怕老婆的风俗与民主建设联系起来，说什么凡是怕老婆的，就有实行民主的希望，这话让人难于接受。
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载，胡适不仅把怕老婆当作他的一句口头禅，而且还喜欢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和有关证据。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上有“PTT”三个字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
胡适和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后来台湾某报刊把这件事当作趣闻披露，他看到后还很高兴，当即给秘书胡颂平讲了一个他收集到的意大利人怕老婆的故事。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演讲，演讲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有一次，胡适讲笑话时，说起古时候的女子要三从四德，现在的男人也要“三从四得”，别人问他，男人的三从四得有何讲究?
胡适笑着说：“三从是：一、太太出门要跟从;二、太太命令要服从，三、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得是：一、太太化妆要等得;二、太太生日要记得;三、太太打骂要忍得;四、太太花钱要舍得。”他的话刚一说完，大家都忍不住笑喷了!
古旧书商魏广洲讲过胡适买书，因惧内而不能痛快地付书账的尴尬，胡适常买书，对旧书商很客气，但家中的财权掌握在夫人手中，先生爱买书，太太不爱给钱，书账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出手还账，还账时嘴里还牢骚埋怨不断，大家佩服胡适，但做他的买卖要和把钱抠得紧的胡太太打交道，大多感到麻烦不痛快。
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中有一节“余之书癖”，在旧书肆贱价购得两本原版世界名著——H·A·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和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胡适在日记中记下来，以志沧桑之慨，“吾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记之以自嘲”。
对于爱书、购书有癖好的人来说，最痛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面对梦寐以求的书，而囊中羞涩，琉璃厂的书商给胡适送他想要的书时，面对的不是无钱买书之虞，而是如何动员太太痛快地付钱，胡适真是好修养，任凭他的太太怎样发牢骚、如何抱怨他买书，也不会冲她发脾气，他的所为真是“P.T.T”俱乐部成员的楷模。
难怪胡适晚年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冒昧地猜想，是不是和胡适惧内的心理感受和生活经历有关呢?
岂止是买书惧内，还有饮酒，也怕老婆，当然这可能是巧妙的托辞，1931年春天，胡适由沪赴平，路过青岛，杨振声、梁实秋邀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对于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演，讲得头头是道，孜孜不倦，听众无不欢喜，当晚，青大设宴，有酒如渑。
当时，青岛大学的八位教授、老师经常聚会，名为酒中八仙，30斤花雕一直喝到酒坛见底，胡适看到他们划拳豪饮的场面，连忙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戒指给大家传观，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他的，闻一多见状，笑呵呵地说：“不要忘记，山东本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之一。”胡适以遵夫人之命为借口，作劝酒的挡箭牌，好在朋友也明白他的处境，也不勉为其难。
而事实上，除非身体情况不允许，“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梁实秋语)胡适惧内，我以为，一是他深刻洞察了人类婚姻的本质和他所处的情状;二是他的确离不开他的太太，有爱有责任，尽管胡适的身边不缺少红颜知己，也有婚外恋情，比如，韦莲司和曹诚英，但胡适与江冬秀牵手一生，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对曹诚英有这样刻骨的相思，胡适还是没有离开江冬秀，当然这不是惧内能解释的，这是胡适的理性，胡适先生惧内，从来不掩饰这一点，且常拿来自嘲，自嘲是一种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尽管如此，了解胡适的人并没有被其幽默所蒙蔽，1961年5月，台湾一份报纸刊登一篇《胡适之伪装惧内》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留着冬秀(胡适的太太)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
据说，胡适读罢不禁哈哈大笑：“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他还说，所谓“胡闹”，其实是指有些引证的材料与事实不符;至于“伪装惧内”，他还是默认了。
需要指出的是，纵观胡适的一生，他所谓怕老婆的民族容易实行民主的议论，看似生拉硬扯，却也不无道理，他的意思，不过是希望国人应该多一点“人类的第三种本能———谦让”，也就是他所说的容忍，而不要动不动就以舌头加拳头，甚至用机关枪加坦克来解决问题。
正因为如此，要真正了解历史人物，千万不能忽视他们的感情世界和生活琐事，这也是胡适等一代宗师所倡导的观点，但是却不能被伪道学家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