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以致在封建王朝中早年出自尼庵或末世遁入空门的尊贵帝后也不乏其人。然而，像北朝中后期那样，百余年间，仅历魏、齐、周11帝，竟有帝后17人出宫为尼，实在世所罕见，成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国史学家和史学界在解释和评说这一历史现象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多以佞佛释之，是媚佛、迷信佛使之。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兴广祠庐，人苦之。”佛教自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洛阳，汉未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和兴盛，至北魏臻于极盛。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正是东汉谶纬迷信盛行之际，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遍及朝野，但佛教自传入后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究其原因，中国早期的佛教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依附性，自汉至南北朝，外来的佛教愈来愈具有中国的特色，比较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连年战乱，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为佛教的流传创造了合适的土壤;魏晋玄学所造成的社会清谈风尚，又为佛教崇尚虚无、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之说，很容易使人麻醉。在这个方面，儒教和道教是不能与之抗衡的。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的倡导下，得到了统治阶级进一步的支持和扶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各代统治者，包括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北朝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根深的教徒，尊佛教为国教，曾四次舍身出家为僧，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资赎回。北朝当无例外，以北魏为例，各帝王大都倡导、弘扬佛法;据史书记载，北魏递传15主(连同西魏)，几乎每位皇帝均在倡导，且主译经、造寺及刻像之事。如文成帝下诏复兴佛法，天下承风。大同云岗石窟，成古今无比之伟观。
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品，题名为200品，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工802366个。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在长安出家;宣武灵皇后胡氏更明言为佛法而出家为尼。其时洛阳西域僧人不下3000;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时居外国沙门3000余人。当时文人学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庙僧人快速发展。从这样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帝后的出宫为尼，皆因佞佛使然。
有的学者指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帝后出官为尼的根本原因。由于北朝各帝崇尚佛教，使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劳动力，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不事生产，却享有门阀世族地主阶层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聚敛财富。
当时无神论者范缜在《神灭论》中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揭露：人民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耗尽!坏人充斥，不能禁止，都高颂“阿弥陀佛”!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后的出家为尼，应与此有关
近几年来，曹文桂等学者载文指出：如果我们细读史籍，便发现北朝17帝后为尼的背景并不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原因中唯独没有一项与佞佛有关。这些帝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首先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极有利于染病在身的帝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帝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帝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希图入寺寻求政治避难的。北朝中后期，寺院势力在统治阶级的扶植下发展迅速，僧尼人数众多，佛寺遍及全国，其中不少佛寺即为最高统治者出资所建，这些御立寺庵皆穷极奢丽，收容帝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还有大量供后妃役使的掖庭宫女。所以这里名为寺院，实是帝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宫，被废黜的帝后只是失去了内主之尊，而在物质生活上与宫内差异不大。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朝帝后为尼与被贬人冷宫相比，是一种优待，这无疑会刺激和吸引失败者的帝后入宫为尼。
还有的学者认为，北朝诸帝的祟佛或灭佛，都是带着特定的目的的。如魏之太武帝的毁佛，就是因为他发现佛寺有兵器、藏财富、匿妇女，于是诏诛长安所有沙门，焚烧经像。很不寻常，这么多帝后出宫为尼，竟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让人不得不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