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冥婚”，就是将已经去世的男女结为婚姻。这里说的是曹操与他孙子魏明帝曹叡的事。
那一年是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曹操在赤壁大败而回，征召贤者田畴又不能让田畴屈服，曹操心情很糟糕。就在这一年，曹操的幼子曹仓舒死了;尽管曹操的子孙众多，但这毕竟是自己很喜欢的小儿子。(据相关史料记载，魏文帝曹丕黄初二年就将十个弟弟由列侯进爵为公，然后次年三月又由公进爵为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儿子还是比较多的。)曹操非常伤心痛惜，当时担任司空掾邴原的女儿去世的较早，曹操便“欲求与仓舒合葬”。而邴原推辞拒绝了，他说：“将死去的女儿嫁给一个夭折的人，是不符合礼仪的。我能被您所包容，就是因为我能坚定地遵守礼仪道德。如果听从了您的请求，那我就是一个凡庸的人。”曹操毕竟是个明事理守礼仪的人，也就不再强求了。
在评论东汉风俗教化之美的时候，司马光认为曹操“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其意思是，曹操早就有废汉之心，但畏惧名义而自我抑制罢了。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即曹操驾崩的前一年，侍中陈群等人都纷纷劝谏曹操应该代汉而立，但曹操依然坚持“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所谓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敬事商朝。因此终其一生，其最高爵位也只是魏王，曹操做了三年魏公，四年魏王。
因此，在为儿子曹仓舒求取冥婚时，他畏惧名义而没有采取强制的措施让邴原屈服，而且他也不愿意让自己背负起一个破坏礼仪道德的坏名声。司马光很巧妙地用了“欲求”二字，写出了一个在名义面前谨慎畏惧的曹操。
而到了魏明帝曹叡，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曹叡容貌俊秀出众，站立时长发垂地，有些口吃而话语不多，但性格沉着刚毅而很果断。他记忆力超强，虽然只是左右的小官吏，但档案中所记有的有关性格爱好、主要事迹与重要经历，甚至家中父兄子弟的情况，一经过目便终身不忘。他在东宫的时候，由于不结交朝臣，不过问政事，一心只读各种典籍，因此即位以后，几乎所有的臣子都迫切地想一睹他的风采，在他独见侍中刘晔的时候，谈了整天话，而其他人侧耳倾听，等到刘晔出来后便纷纷追问明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刘晔评价为“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尤其是他的仁慈心肠更为人所称道，当年他与其父亲曹丕打猎的时候，曹丕射杀了那只母鹿后让他射杀子鹿，他说出了让所有人都很感动的话：“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当然这其中应该包含有对自己已被赐死的母亲的思念。
就是这样一个仁慈之君，在太和六年即公元232年，却做了一件与其祖父完全不同的事。那一年，曹叡的爱女曹淑去世，他非常伤痛，于是便下诏谥其女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庙，在南陵安葬，并且直接取其母甄后的侄孙甄黄与之合葬，又追封甄黄为列侯，为他选立后裔承袭爵位，又要亲自送葬。当时的司空陈群直言劝谏：“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是没有丧葬的礼仪，更何况公主还未满月，就以成人的礼仪送葬，而且满朝文武穿上白色丧服，在其棺前日夜哀哭，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事。希望陛下抑制割舍这种有损无益的事情。”少府杨阜也极力劝谏;“当年文皇帝(指曹丕)、武宣太后(指卞太后)驾崩，陛下都不去送葬，那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以防不测，现在为什么要为一个尚在襁褓中就死去的婴儿送葬呢?”但魏明帝曹叡都没有听从，坚持按自己的主意去行事。
司马光在记载此事时，用了一个“取”字，即直接将其母甄后的侄孙挖出来而后与曹淑合葬，就没有像其祖父曹操“欲求”那一说，他也不管甄家人是否同意，他更不管是否合乎礼仪道德，就那样想到而后做到。
当然，司马光也很巧妙地在如此庞杂的历史叙事中，草蛇灰线地并简单地记述了曹叡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曹冏，公元226年八月立皇子曹冏为清河王，但很可惜，同年十月曹冏便去世了;一个是曹穆，公元228年九月立皇子曹穆为繁阳王，但同样很可惜的是，次年六月曹穆也去世了。
如此记述给人的印象就是曹叡的亲生孩子都长不大，都很小就夭折了;这就难怪，当其爱女曹淑去世之时，他便那么不顾情面不顾礼仪地直接“取甄后从孙(甄)黄与之合葬”了。以致于最后，曹叡病重之时，也只能立齐王曹芳为太子了;而据《资治》记载，“帝无子，养二王(指齐王曹芳与秦王曹询)为子，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或云：(曹)芳，任城王(曹)楷之子也。”司马光对待这样的历史谜案也只能是小心谨慎地加以记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