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又称寺人、阉人、内侍、太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类怪胎。他们或受刑，或自宫，或天阉，不能行男道，不能育儿女，只好赖在宫廷，为皇帝、后妃、宗室做事，以求得生存、富贵和权势，成为皇权社会的附庸和毒瘤。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唐甄《潜书》)，宦官这类特殊群体，虽然可怜、可悲，但更可恨、可恶。他们经常在皇帝左右，在伺候饮食起居、兼顾跑腿办事中练就了察言观色、迎逢拍马的本领，深得皇帝欢心，用小诚实换来了皇帝的大信赖，继而欺上瞒下，干预朝政。
宦官多的朝代，是非多，祸患也重。东汉后期，桓帝利用心腹宦官扳倒了外戚势力，却由此掉进了宦官专权的漩涡;唐代中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迅速崛起，他们掌握军政大权，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和施行。此等内患，也引法激烈的政治对抗，汉少帝、唐文宗时都曾有铲除宦官的行动。
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少帝即位不久，大将军何进联络各级官员，计划彻底消灭宦官势力，由于密谋泄露，宦官先发制人，将何进骗入宫中杀掉。何进死后，袁绍联合何进部下发动兵变，冲入皇宫，“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书·何进传》)。这次行动，并未能彻底铲除宦官势力，少帝被宦官劫持。
大唐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文宗派人毒死宦官头子王守澄后不久，又想趁机把宫廷内有权有势的宦官一网打尽，结果心腹李训做事不周，出了乱子，“已而训谋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谋，与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大盈库使宋守义挟帝还宫”(《新唐书·仇士良传》)。这场著名的“甘露之变”，不仅没能铲除宦官，反而迫使宦官大开杀戒，朝廷一半以上的公卿死于非命，文宗也成了囚徒。
“甘露之变”六十多年后，大唐帝国再次掀起了一股诛杀宦官的怒潮，总指挥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温。天复元年(901年)十一月，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次月被劫持到凤翔，被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控制。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李茂贞投降朱温，昭宗被朱温控制，随即朱温联合宰相崔胤“杀中官七百余人”(《新唐书·昭宗本纪》)，“其在外者，悉诏天下捕杀之”(《新五代史·宦官传》)。
朱温为何对宦官如此痛恨?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朱温是刚猛的男人，从骨子里就厌恶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官;其二，昭宗在位时两次被劫持，一次为宦官刘季述，一次为宦官韩全诲，皆为宦官所为，宦官的毒害甚大;其三，文宗以来，皇权已被宦官踩在脚下，特别是昭宗屡受宦官胁迫，天下人无不痛恨宦官，朱温诛杀宦官，是为了顺应民意，收买人心，为日后篡位捞取政治资本。
于公于私，朱温都不会对宦官心慈手软。朱温一顿刀光剑影，朝中的宦官死的死，亡的亡，一个不留，一个不剩，其他散落在外的宦官“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新五代史·宦官传》)。宫廷中没有了宦官，皇帝有事怎么办?朱温有办法，宫女妃嫔派上了用场，昭宗“每宣谕宰臣，但令宫嫔来往”(《旧唐书·后妃传》)。朱温掌权以来，昭宗、哀帝两朝再无宦官，直至大唐帝国覆亡。
朱温是政治家，深知宦官对皇权的危害，没有宦官作祟，唐朝何以亡国?朱温建立后梁后，继续坚持灭绝宦官的路线，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那些藏匿在各地藩镇的宦官，哪里敢露头?朱温如此，其身后两代皇帝皆如此。后梁存活了十七年，朝中无一宦官，成为中国历朝历代中唯一没有宦官的王朝。欧阳修在编著《新五代史·宦官传》时所罗列的几个宦官，没有一人属于后梁。
宦官是王朝祸患，妇人也是。朱温抵制宦官，却不抵制妇人，甚至连臣妻、儿媳都染指。因为女人媚惑，朱温在石榴裙下迷失了自我，甚至想把皇位传给养子，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朱温一死，后梁内乱，之后两任皇帝皆为无能之辈，最终被后唐取代。后唐建立后，庄宗李存勖“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新五代史·宦官传》)，继续危害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