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六贼”是民间对北宋年间六个奸臣的合称，这六个人分别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基本都是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这六个人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弄得民不聊生，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国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
然而，演义中的蔡京貌似一点本事都没有，然而正史中，蔡京既是所谓的“改革派”(史称“变法派”或“新党”)，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也会作画吟诗，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奸臣、大贪官。
新旧两党公认的宰相之才
对于蔡京的才能，同时代的记载中就已经揭示出对他极高的评价。被王安石列为天下仅有的三个宰相之才之一，蔡京的才能可见一斑。如果说王安石是变法的首领，对同属变法派的蔡京青眼有加的话，那么旧党一方的首脑人物同样对蔡京称赏不已。
旧党元老吕公著曾评价他是所见过的最好的人才，并将子孙托付给蔡京。司马光也对蔡京在元祐更化时废除心法中体现出的行政能力大加赞赏。司马光和吕公著是元祐更化中旧党的两根顶梁柱，他们都对蔡京的治国才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就说明蔡京的能力已经超越党争，成为新旧两党公认的治国之才。
惊才绝艳，制度超前目光远
蔡京主政时期的种种经济财政政策屡屡被后人诟病为“聚敛”，“苛政”，但同时，徽宗朝的社会经济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华丽的表面背后，蔡京采取的一系列适应现实的经济财政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蔡京的主持的对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推动了民营经济。成为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的范本。货币改革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政争权斗，成由佞上败亦因
蔡京深知，宋徽宗是大宋最高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摆平”宋徽宗，就能够摆平一切。徽宗即位不久，也想有所作为，有意恢复其父神宗的改革举措，于是蔡京打出辅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复“新法”的旗号。
蔡京身为宰相，不仅不劝谏徽宗以国事为重，而是投其所好，听任他沉湎于各种爱好。在宫内，蔡京一直有固定的内线。蔡京可以随时获知宫中信息，把握徽宗心思，积极迎合;及时知晓政敌在徽宗面前低毁自己的内容，以便尽早找到对策。
悲剧之源，皇权专制逼成奸
自其步入官场之始，他耳濡目染的就是神宗如何运用权术独大皇权，以及原本只是少数的变法派借助皇权的威力掌控权力，以权谋私从而形成北宋晚期的“权门”。再经历元祐、绍符以来的的政治纷争，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蔡京来说，给他留下的深刻经验和教训就是依赖皇权的重要性。
蔡京的觉悟就是，竭力服务的对象是手握皇权的皇帝本人，而不是国家，更不是广大百姓。徽宗朝以蔡京为代表的一干大臣的升迁贬退，本质上都是徽宗个人意志操纵。而这一点正是养成蔡京类“奸臣”的土壤。相比之下，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这个格局下，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才能的发挥反而更容易受到各方青睐。假如蔡京身处仁宗朝，成为奸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张方平式的能臣恐怕是最大的可能。
给于后来人的启示
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为上级服务”作为其核心任务。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
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在官官相争以及一个别人成功就是自已失败的零和博弈社会中，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