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因为政有善恶之别，人有美丑之分，而百姓诉求又得不到及时处理和疏导，便滋生了大量民谣。《诗经》中的《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就是最古老、最流行、最经典的民谣。一个时代的民谣，如同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能清晰地映照出许多比正史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例如，从宋朝众多民谣中，随手拈出几首，当时的政情与社情，时弊与民怨，甚至一些官场趣事与宫廷秘闻，均跃然纸上，一目了然。
对好官的盼望，是帝制时代百姓的共同心声。宋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年)，西夏扰边，战火燃起，韩琦、范仲淹先后受命，领军御边，他们采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的办法，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百姓欢欣鼓舞，故民谣曰：“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
宋仁宗一朝，包拯以立朝刚毅、铁面无私而闻名遐迩，因他曾任天章阁待制，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嘉祐元年(1056年)，包拯权知开封府，负责京城诉讼和治安。当时，打官司有一个规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门递交状子，要由小吏转呈。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许多人不得不上下打点，疏通关节，一个官司打下来，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铜板，得不偿失。包拯坐堂开封府，却一改陋习，大开正门，使百姓能够直接上前陈述曲直，诉说冤情，既减少了百姓的打点费用，又准确地把握了案情，更缩短了审理周期，一举数得。因此，京城迅速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打官司无钱疏通关节也没关系，有包大人呢!
好官少，酷吏多，是帝制时代的通病。而那些通过投机取巧上台的权臣，更是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苛政猛如虎。百姓诉求无门，只好编段子、传民谣，诅咒贪官污吏，图个嘴巴快活。宋徽宗在位期间，童贯、蔡京通过“花石纲之役”，帮助皇帝搜罗天下珍奇，深得宋徽宗信赖。他们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祸国殃民。于是，便有了：“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筒”指童贯，“菜”即蔡京，表达了百姓对奸臣和恶政的深恶痛绝。当时，朝廷不但横征暴敛，而且卖官鬻爵。有一首民谣就直指这种货赂公行的丑恶现象：“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代一千文铜钱为一索,或一贯，大致相当于一两银子)意思是三千两银子可买一个秘阁官员，五百两可买一个地方通判，买官卖官都已经明码标价了，可见当时官场风气堕落的程度。
靖康初年(1126)，金国屡屡举兵南下，宋军常吃败仗，每当此时，皇帝便纷纷下诏，征求应变之策，做出广开言路的开放姿态。而一旦金兵稍退，皇帝便又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听不进任何意见了。《宣和遗事》记载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城门闭喻战事紧，城门开喻战事缓，讽刺了统治者的急功近利和苍黄反复。
还有些民谣甚至操心皇帝家事。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让位于儿子宋光宗，自己当上了太上皇，希望过几年舒心日子。然而，宋光宗坐上皇位后却一反常态，对深居重华宫的孝宗不但没有正常的礼节，甚至一年多时间，不去探望孝宗。作为天下表率的皇帝，竟然在一惯标榜以孝治国的国度里，不忠不孝，结果道路流布，家丑外扬，因此，民谣说：“汝亦不来我家，我亦不来汝家。”
不过，民谣更多的是指向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帝制时代，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既无地位，收入也微薄，万一遇上灾年，常常农田绝收，饿殍遍野。但即便如此，统治者却依然觥筹交错，过着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水浒传》中的北宋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禾田垅亩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反映了百姓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极度愤慨。
民谣是草根百姓关注社会发展、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直抒己见的表达，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控诉。然而，对于帝制时代平凡如草芥的百姓来说，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迫，决不会因为几首民谣而稍有改变的，百姓的控诉，显得苍白而又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