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大的是非，慈禧不失两大特色：一是才情，诗书画皆能，书画有一定的功力，耳熟能详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即出自慈禧为其母的祝寿诗;二是歹毒，对政敌自不必说，即便对侄子光绪帝的嫔妃也痛下杀手。
其实，无论是才情还是歹毒，对慈禧来说都有放大的一面：慈禧的书画，有不少为缪嘉蕙、屈兆麟代笔;珍妃被慈禧处死，实则咎由自取。
慈禧为同治帝生母，同治帝逝后无子，选择了慈禧的侄子，同时也是其亲妹的儿子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真正隆重举行“大婚”之典的，清代帝王中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个，可见慈禧对光绪帝的器重。
光绪帝有三位后妃：隆裕皇后是慈禧弟弟的女儿，“姐妹花”瑾妃、珍妃是户部右侍郎长叙之女，都是慈禧选定的，原无亲疏之分。隆裕皇后与珍妃交恶，很好理解。
进一步论就原由，隆裕皇后与慈禧有亲缘关系，慈禧与光绪帝也有亲缘关系，认为慈禧因为隆裕皇后而恶光绪帝与珍妃，很难解释，何况慈禧是个“政治家”，“婆婆”计较“儿媳”之间的问题就太简单了。
珍妃让慈禧生厌，首先在其个性。珍妃与其姐瑾妃，自幼随伯父长善在广州长大。长善为两位侄女选的老师，就是后来的榜眼文廷式，也是后来“帝党”的重要人物。珍妃早年的生活环境，相对开放，不是隆裕皇后的传统型。同时，珍妃性格外向，几乎放诞不羁。珍妃不仅对西洋玩意好奇，还经常着西洋时装宫中招摇，违反宫禁。有一次，竟着龙袍去唱戏。凡此种种，在当时的环境中，这都不是个人爱好与兴趣的事，而是严重违反礼制的行为。对珍妃的不轨，慈禧只给予训戒。后来珍妃让一个小宦官开照相馆，慈禧把这个小宦官当场杖毙。责任在珍妃，慈禧拿奴才开刀，是在给珍妃发警告。
但珍妃在奴才的印象中，却比慈禧好，因为珍妃经常给他们赏赐。珍妃的正常收入并不高，清朝后妃年俸分为九等，除皇太后特殊外，待遇都比较低：皇后银1000两，皇贵妃银800两，贵妃银600两，妃银300两，嫔银200两，贵人银100两，常在银50两，答应银30两。珍妃年俸最高时，亦不过300两银子。花钱大方，收入不足，珍妃便卖官。
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珍妃卖官给鲁伯阳，挣了一笔大钱，对方出了问题，自己也被人赃俱获。
光绪二十年(1894年)，珍妃又将四川盐法道的官帽卖给卖给了玉铭。光绪帝召见玉铭时，发现这个人居然是个文盲!珍妃卖官，涉及其堂兄志琮，以及宫中太监多人，这种内外勾结，都是历朝历代的大忌。珍妃做事，实在太离谱。
较之于生活上的违反礼制，珍妃显然是在干政了。这个时候，慈禧如果将珍妃杀了，完全是在执行祖宗之法。但是，慈禧震怒之余，是将太监高万枝处死，太监永禄、宣五、王长泰、聂德平等数十人毙杖或充军，有关宫女驱逐出宫。对珍妃“褫衣廷杖”，降为贵人，等于是“行政降级”处理，有大事化小的一面，但让珍妃就此感激慈禧，那是不太可能的。
慈禧与珍妃之间这种紧张的“婆媳关系”，显然来自珍妃严重违反礼制与祖宗之法。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所谓“帝党”“后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而“帝党”中的骨干成员，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志琮是珍妃的堂兄，关系错综复杂。慈禧与珍妃之间由“婆媳”演变为政敌，珍妃之死便在情理之中。
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珍妃死亡。末代皇帝溥仪之父载沣认为，珍妃是为避免受辱而主动跳井殉节，《清史稿》采有了这种说法。但诸多回忆录性质的文字，认为是慈禧下令将珍妃处死。
慈禧与珍妃间的恩怨，就此结束。在清宫戏中，常见的艺术场面，都是极力渲染珍妃的“美”，慈禧的“恶”，而观众宁肯娱乐也不肯思索。可见，一个恶贯满盈的人，要找回自己的公信力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