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号，这个社保号不仅适用于所有的服务项目，也是美国政府部门鉴别公民身份的最重要依据。凭着这个社保号，该社保号持有者可以走遍美国，而不需要办理各种居住证等证件。
而在日本，甚至没有身份证制度，日本人主要是用医疗保险号码来作为身份区别的。日本人很少有人能记住自己的身份证明号码，在网络上申请银行卡等需要身份认证的东西时需要把驾照、健康保险证等的复印件寄到银行;在窗口办理的时候则需要出示原件，所以日本人一般是会随身携带保险证或者驾照。
许多人可能会感到意外，日本人至今没有身份证，他们日常生活中，一般用驾照、国民健康保险、护照、学生证、教师证等证件来做身份证明，但没有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为此社会管理中常出现漏洞。
事实上二战后，日本多届内阁都曾努力推进实施身份证制度，但都在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中作罢。日本人对于身份证有着非常强烈的警惕感和抗拒感，这源于日本人对战争的痛苦记忆。
二战时期日本民众的日常装束，左胸前贴着写有身份信息的白布。
日本堪称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最彻底的国家，彻底到根本摒除数字的地步。是耶非耶，只有老百姓清楚。日本的身份证制度也是艰巨的系统工程，多年来，有各种舆论，莫衷一是。
过去几届政权均欲大力推进，有所作为，终因反对声浪巨大而罢手。为什么要在身份证制度上打引号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身份证，遑论身份证制度。那么，市民没有身份证，政府靠什么管理人口?答案是住民登录制度。顾名思义，即国家随时掌握全体国民的住址信息，对之实行管理的制度。每个居民有一张住民票，由地方政府保管，居民住址变更时，有义务向所在地政府机构申报变更内容。此制度于1952年投入实施，转眼就是一甲子。
长期以来，舆论对该制度的批判从未停止过。一部分自由主义媒体认为，该制度是极权国家的负面遗产，与和平宪法第二十二条中所规定的居注迁移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相抵触，侵害了国民的基本人权。盟国老大哥美国无此制度，其各地居民既无需向政府机构登录住址，迁移时也无需申报变更。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尽管美国未实行类似日本那样的与国民的居注迁徙权利相抵牾的住民登录制度，但出于跟踪个人所得及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需要，统一数字化管理所有国民：所有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从出生之日起自动获得美国公民权。
提交出生证明的同时，会获得一组9位数字的社会保障号码，这个惟一号码就是个人的ID，跟随一生。失业的话，可以凭它享受救济金;联邦纳税者识别番号也是它;被征兵入伍，它就成了军队里的编号。好莱坞电影中，大兵挂在胸前的金属牌上，刻的就是这个番号。通过这种数字化管理，国家可以掌控任何公民的过往和行踪。只要在FBI的系统中键入某人的ID，关于他(她)的个人信息唾手可得。
一个旅居美国的日本人，内心对这种美国式数字化管理方式所产生的厌恶，并不亚于老美对日本住民登录制度的诧异同样的友邦惊诧。而美国式的数字化管理，也是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
但，这对日本人来说绝对无法接受。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其实有很强的数字化倾向。东洋社会方方面面的治理，其整饬有序，自然也是所谓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语)之功。可唯独落实到人的管理上，日人对数字化有极强的抵触心理。
究其原因，可以说都是战争惹的祸。战后重新出发的日本，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转而开始强调个人权利，反国家主义，对任何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法律、规制、文化都充满了警惕。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政府一再试图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指国民每个人都有一个像运动员那样的后背番号的制度)，但屡屡流产。
客观而言，政府有时纯粹是从行政管理的效率或对现有社保体系加以改革的善良愿望出发，诚非恶意。但舆论却每每做出本能性的情绪化反弹，杯葛、抵制没商量。对国民来说，一旦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至少为征兵、徭役等国家主义恶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难保不会再度变质为战争装置。
因此，国民连ID号码都没有，哪来的身份证?长期以来，日本人的身份证明五花八门，年金卡、医疗保险证、护照、驾照、学生证、教员证等，不一而足。其中，通用性比较强的，似乎是驾照。可驾照也并非人人持有，人口半数以上拥有驾照，其实是1990年前后的事。而在那之前，比较通行的身份证明是米谷通账。
日本是传统的稻米文化国家。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大米多供应军需，对国民实行大米配给制，战后实现大米买卖自由化是1970年。所以在理论上，所有人都持有一纸米谷通账。彼时，无论去银行开账户，去政府机构登记结婚，去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或者去投票选举，只要出示米谷通账，多半不成问题。
今天的日本国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极强，即使在西方世界，日本也堪称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最彻底的国家，彻底到根本摒除数字的地步。是耶非耶，只有老百姓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