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一向被看作是“变法者为变法殉难”的悲剧事件，千古之下得到了很多同情。朱相观看人艺话剧《商鞅变法》，据说潸然泪下。在我看来，商鞅之死不过是他刻薄残杀的报应，不值得同情。
杀商鞅的人——也就是秦孝公的继承人秦惠文王——不是因为反对商鞅的新法，而是恨他这个人。因为秦惠文王当太子的时候，因为批评新法而获罪，但是“刑不加储君”，罪名要由太子的老师承担，商鞅把太子老师的鼻子割掉了。换了谁都得报这个仇。
商鞅
商鞅是一个权力崇拜者，手里有权，无所顾忌，毫无人情可言。商鞅在秦国，严格禁止官民议论法令，连议论法令——无论拥护还是反对——都要获罪。商鞅曾经渭水决狱，很多人被杀的罪名就是议论法令，据说渭水尽赤，一派恐怖气氛。
法家的政治理念，并没有把人民放在法律的对立面。关东诸国是法家的起源地，在齐国、郑国、晋国都先后实施法家的那一套，在实际操作中，并无商鞅如此之多的肃杀恐怖。
商鞅执法的霸道之气太盛，实际上把法令向“恶法”的方向推动。商鞅死了之后，秦人没有怜惜他的，这不是商鞅的悲剧，因为这就是商鞅自己应得的报答。
让我们拿其他的人来做对比。
汉武帝时期有一个酷吏叫张汤，一直当到了御史大夫。但不久张汤就和丞相庄青翟发生冲突，被人诬告下狱。汉武帝接连八次派人要他解答质疑，张汤都竭力为自己辩护。后来汉武帝派廷尉赵禹来审问他，赵禹劝告他：”你怎么不识相?你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人家了。现在很多人都为了这个来报复你，皇帝也为你这案子为难，最好是要你自己了断，你怎么还辩解不休?”张汤无奈自杀。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汤这次确实是被冤枉的，张汤可谓“死非其罪”，这就像明朝严世藩被巫以“通倭”罪名是死非其罪一样，但是张汤最终还是无奈自杀，是因为他认可了赵禹的劝告：张汤杀人破家甚多，其中不乏无辜的人，现在抵命也算是另类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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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其实也是如此。商鞅变法，成功地把秦国改造为一部“耕战结合”的战争机器，赋予秦国内在的巨大扩张动力，秦国能够统一中国，商鞅有功。但是商鞅无视人性尊严的恶质也深藏在秦国的法令中，这也是导致秦国速亡的根源。
后世批评法家的往往都以暴秦为例，其实秦国的法家并非法家的精神，汉唐明也是法家治国，但是却没有秦国的暴虐，秦国的法家有法家皮相，但是缺乏法家“依道生法”的敬畏之心和悲悯情怀，最终沦为暴政的工具，商鞅难辞其咎。
勇于杀人的人，往往都有内在的虚弱性，其下场往往也具有“历史的公平性”。
红军时期的夏曦、陈昌浩、张国焘都是肃反中的杀人狂，最后夏曦和陈昌浩都是死于非命。而张国焘更加不堪，尽然沦落到给国民党的军统“帮工”，给鹰犬当鹰犬，人格完全破产，令人蔑视。看看人家陈独秀，脱党之后，乡下读书，甘于清贫，不失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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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之前的秦国还有一个正面的典型，就是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
百里奚混得最差的时候，流落在楚国当奴隶。秦穆公闻其贤，派人以五张黑公羊皮将百里奚换回，拜为上大夫，故世人称之为“五羖大夫”。
经历很多人生不幸的百里奚并没有怨恨社会、怨恨社会中的人，仍然怀抱宽广，百里奚身为秦国大夫，勤理政务，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在主持秦国国政期间，百里奚“三置晋国之君”，“救荆州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使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开始了秦国的崛起。
后来的秦孝公在“求贤令”中评价秦穆公时期“甚光美”。百里奚在秦国移风易俗，也是一种变法，只是规模和深度不如后世的商鞅变法。但是百里奚却得到了秦国人普遍的爱戴。“及卒，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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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最会引发剧烈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又难保公平。但并不是说，变法就要严刑峻法、就要残刻好杀。商鞅行事变态极端，把上下的人都得罪光，他不变法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做人不能太商鞅，不妨看看百里奚。
从五家共治的思想来看商鞅变法，商鞅既没有道家墨家的社会理想，也没有儒家的伦理敬畏，也不尊重杨朱的个人主义，甚至连法家也只是取其中的工具主义而用之，五家只有半家，剑走偏锋，何以持久?只图救一时之急，而无长久可以效法的精神，商鞅个人命运的起伏，正是他的变法缺陷的缩影。正如我们不必惋惜秦朝的灭亡，我们也不必惋惜商鞅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