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一千一百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三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八个营，人数由原来的六百名扩展到一千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三千一百五十七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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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
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四百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所谓“东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区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
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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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
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更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六百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王绍义早年当过修墓工匠，从二十岁起加入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