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很多人忽视的，是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行为。这种行为，实比拿着枪刀直接往中国身上刺，更令人痛，更令人恨——文化侵略行为更恶毒，抢走了中国宝物不说，还破坏了中国优良的民族文化，罪恶深处是想把中国的文化精神割裂开，自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基本上便没有太平过。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产品过剩、内需不足，西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向外扩张市场，古老的东方大国——大清帝国，便成为他们最为理想的扩张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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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扩张，就是一种侵略。一个人种学上从未见过的畸形名词——“洋人”，也随着这种侵略行为，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的嘴里，成了可怕的代名词。
中国现代考古权威、北京大学考古系原主任宿白先生称：“中国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古代文明再发现著称。”笔者认为，这种“古代文明再发现”，是以中国古墓古迹被洋人盗劫为代价的。以“来华考古”“联合考察”等名义出现的盗掘活动，便是民国时期外国人对中华文化进行侵略的最赤裸裸的表现。
而在种种文化侵略行为中，以盗掘中国古墓古迹、寻找中国宝物之行为，最为暴露!
早期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谢阁兰、瑞典人赫定等人为代表，中国中西部地区许多古墓、遗址遭到他们毁灭性的盗掘。如果没有洋人的亲自参与和背后教唆，民国时期的盗墓活动也许就没有那么猖狂。
如民国时期的长沙，有一个来自美国的洋盗墓贼，名叫柯克思。柯克思当时在雅礼中学教书，著名金石家商承祚在为柯克思的著作《中国长沙古物指南》作的跋中，记述了柯克思在20世纪30年代盗掘长沙一汉墓时的情形：“躬自参加，出入黝湿恶浊之墓穴，至忘寝食，每在墓中工作至子夜，或与土夫子共卧墓中守古物而不去。”除了亲自与长沙当地盗墓贼一起盗墓，柯克思还从盗墓贼、文物商人手中骗买了许多中国文物，如土夫子从长沙南区一座楚墓中盗出的著名缯书，便是柯克思从名叫蔡季襄的文物商手中骗走的的。这些珍贵的长沙楚汉文物最后都被柯克思偷运出国门，至今无法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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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化侵华的另一种盗劫表现形式，是“传教”。
新教即基督教新教。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广州传教，标志着新教正式传入中国。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在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下，来华传教的人数急剧上升，美、英、德、加拿大等国传教士络绎不绝地到达中国的各个通商口岸，并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进入中国内地活动。
传教士在华活动有较强的迷惑性，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是传播宗教信仰，或因他们也间接传播了中国文化而被原谅。直到今天，仍有学者在其著文时感谢这些外国传教士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这是一种媚外的、奴态的思维，难道在传教士出现之前，中华文化就没有传播?
事实上，当年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基本上都是本人所在国或所在组织的“文化特务”。在清末民初至民国成立后的20年时间里，这些传教士简直是明目张胆地盗抢中国古物。有的主教甚至直接成为盗墓者，或盗墓的“后台策划人”。如比利时的两位神父闵宣化和凯尔温，1922年(民国十一年)两人先后盗掘了今内蒙古赤峰境内的辽兴宗永兴陵。
在河南开封传教的加拿大主教怀履光，他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的委托，有意在华骗购文物，其在华活动资金，均由皇家博物馆提供。1928-1934年(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他伙同美国人华尔纳，盗掘了包括洛阳金村等8座东周王陵在内的一批中国古代墓葬，其盗墓活动持续时间长达6年。让怀履光到底盗走了多少中国宝物?他后来在自己的《中国古墓砖图考》、《中国古代甲骨文字》，对他所获中国文物进行了研究，大家才大概知道被他盗走中国文物数量，而他的书中所述仅仅是一部分。一个传达士的真实身份，因他的著书立说而彻底曝光，真是传教的么?真实的身份应该是披着教士外衣的文化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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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远的西域，到中原腹地，再到东北边陲，埋藏着无数宝物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的中国土地，被这些洋盗贼挖得伤痕累累，一片狼藉。
外国人在中国盗墓，这是中国盗墓史上以往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在中国本土盗墓贼和洋盗墓贼的双重破坏下，民国时期的民间盗墓活动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疯狂。
而在所有实施文化侵略的外国势力中，日本人无疑是头一号。
在民国期间，最活跃的头号外来盗墓贼，当数日本人。有关《日本在华盗墓和抢劫史实》，已在前面的文章谈过，网友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