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八年，那时附属于安徽的盱眙县有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拳脚很好，智慧勤学又肯用功，报名加入当年的武科乡试。家里人很看好这个武童，以为凭他的实力，通过乡试问题不大。合法全家和亲戚密友满心欢畅地抱着希望的时候，这个孩子却被举报了，盱眙县好多人反对这个孩子加入测验，都闹到县衙去了，原由是这孩子的爷爷曾经是个在县衙门当差的捕役，只管他爷爷是吃公粮的公务员，但按明清的规定：身世这样家庭的孩子是不能加入科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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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孩子的情形非凡，他的父亲早在他爷爷当捕役之前，就已经出继给别人当儿子了，连姓都改了，也就是说，依《大清律》，他的父亲就已经不能算那时藐视的倡优隶卒的后裔了。时任盱眙县令的杨松渠，看过这个武童的演出，以为是个好苗子，他就向那时投诉的人做了一个司法诠释：这个孩子的血缘祖父的确是个捕役，可是，他已经与自己的血缘祖父离开关系两代了，也不姓他血缘祖父的姓了，孩子连他的血缘祖父都没见过，所以应该核准他加入乡试。
好多人被县令说服了，不再投诉，可是，有性格很执拗较真的人仍是区别意，就一直投诉、上访，直闹到两江总督高书麟处去了。高书麟总督是满洲旗人，为官很清正、讲原则，声望很高。他接到这个投诉，对盱眙县令杨松渠一顿训斥，骂他私自违反朝廷的法令，并教训杨县令：法令应当严格执行，而不应当钻空子，像你这样寻找措词钻空子，那法律不就慢慢地被你钻得千疮百孔了?这个武童只管与血缘祖父已经没有法律关系，可是让他加入乡试，“究属违例”。高总督给了一个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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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役，其职业相当于后来的警员、城管之类。到嘉庆元年，江西也有个衙役的儿子，也是早就出继给别姓良家为子。孩子长大后，念书读得很好，可是，却不能加入测验，家里带着一系列能证明其清白历史的文书，到官员跟前申请，获得的答复是：“终系下贱嫡派，未便混行收考”，还告诫如再坚持申请加入科考，“拟以照例杖革”，要打屁股以示惩处。
清代不准衙门捕役的子孙加入科考，这都是为什么呢?对在衙门里工作的捕役为什么有如此严厉的鄙视?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曾经对此提出异议，说：自古以来充当这个职业的，固然都是有罪之人，贱之可也，可是，现今的隶卒捕役多由官府招募的良家人充当，怎么还把他们看成贱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但他的呼吁没有用，因为习惯如此，要害是那时的社会对此的认同如此。
捕役只管多身世于良家，可是，一为皂隶衙役，窜入公门，即官家仆从，为官员差遣如鹰犬，干的都是跟利益有关的差事，很快坏漏洞就惯出来了，“腰有一牌，便声生势长，鱼肉细民”;“捉影捕风，处处吓诈”，“上班在辕，即便招摇闹事。及至下班回籍，又可武断乡曲，出入衙门，与地方官颉颉”。至于勾搭奸商，操控地方米价，从中渔利;或为奸商收买，滥用私刑，以至越境抓捕拷掠等，不在话下。从帝王到各级官员，都知道这些人的问题，也数次整顿裁撤，但一直没有彻底处理的措施，皆因其职业产生习惯，习惯滋生习气，习气养成品行，品行改变品格，所以，原身世良家，本不卑微者，也慢慢地事实上变得很卑微，血缘即便不卑微，也因为职业恶习而慢慢地行事卑微了。
老黎民对这些人藐视又害怕，“里巷妇子畏之如蛇蝎”，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进行了总结：“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四大洲内，唯此四种，恶业至多。”纪晓岚简直是在谩骂这四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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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对此卑微者，有严格的制度性和法律性限制，虽然在衙门当差，但不许他们走正门出入、不许在公堂上坐，如违反，“杖七十，徙一年半。”至于其子弟，恐其遗传及沾染恶德，令不得加入科考。一般人家，非不得已，也不许子弟充当此役，以为干这种差事“丧名败节”，族中一旦有人窜入公门为役，则家谱将其削籍，死后不得入宗祠。
其实，历代卑役贱隶有豪壮之举以有裨益国家，令人尊敬者，代不乏人，职业能革新人，但人也能使职业增光，子曰“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卑微与否，要害在人，在人干事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