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中有一条：“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据《孔子年谱》，这是公元前四百九十年(鲁哀公五年)的事，那年孔子六十二岁。《孔子世家》也有说及，与《年谱》所记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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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几乎就没有中断过读书做学问。“吾十而有五而志于学”，这是年轻的时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已在鲁定公六年，“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之后，那时孔子有四十七八岁了。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周游列国十四年，被季康子派人请回鲁国，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那时他已六十九岁，此后索性潜心做学问编“六经”去了。在中国古代，年过半百便是“老汉”，七十已在“古稀之年”，孔子称得上是“活到老，学到老”了。
一般人读书只为敲开“幸福之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盅粟”，或许就是最直观的表述。一旦敲开了不同标准的“幸福之门”，也就要与书籍“拜拜”了。孔夫子却并不全然如此。“吾十而有五而志于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想法不敢为他打保票，年近五十，“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既无关读书做官，也就说不上是为“黄金屋”，为“颜如玉”，为“千盅粟”而读书做学问了。
至于“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之时，孔子辞去鲁国的官职已有六年，即按年龄计，也算得上是“离退休干部”了，那时他正在周游列国，栖栖遑遑到处奔走，以求有人慧眼识珠。在那样困境中，仍能“愤而忘食，乐而忘忧”，可见已经习惯成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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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以为，“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之后，依然能静得下心来做学问，修“六经”，这是最不容易的。兴致勃勃地返回鲁国，很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复出”的希望终于落空，政治生涯由此终结，对于热心于政治的孔子，这几乎就是灭顶之灾。而且，在此之后，致命的打击又接踵而至：六十九岁时，他的儿子孔鲤去世，此为老年丧子，乃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七十岁时，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使他连呼“天丧予”，其悲痛程度不亚于丧子。诸如此类，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使人精神崩溃，陷于绝望。孔子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沉下心来做学问编六经的，其毅力确非寻常之人可以想象。
或许有人还会感到困惑：这是何苦来着?
人要能够活得下去，需有三个条件，一为目标的牵引，老人也要有目标的，此所谓“老有所为”。人生没有目标，犹如行尸走肉，活得没有意义;二为情感的滋润，包括亲情、爱情、友情，缺乏这种滋润，孤独而且干涩，活得没有滋味;三为内力的支撑，这内力便是能够自立于世的智力与体力。
对于孔子来说，可以说是三条齐备：他在鲁国辞职之后，周游列国十四年，可见有足够的体力，而且思维清晰，这“内力的支撑”不成问题;他在困境之中，以至于落难之时，也始终都有弟子跟从相随，师生之间，情深意切，这“情感的滋润”也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失去人生的目标，始终都有目标的牵引，其它二条，其实也是由这一条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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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诗书礼乐”，本来就是他曾经做过而没有做完的事，“孔子亦不求仕”，在他完全“退”下来之后，正好有时间来继续这项工作，了却这一心愿。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说，做学问，修六经，又成了他为之“发愤忘食”的事，而且使他能够从中得到快乐，以至“乐而忘忧”;这个人生的目标，也是精神的支柱，使他暮年的生命获得意义，充满亮色。
判断一个人是年轻还是衰老，应有两个维度。一是从生理上看，这是绝对的，年轮不可抗拒，也无法篡改。二是从心理上看，这是相对的。心态不好，整天无所事事，郁郁不欢的，往往未老先衰;人之心，有所牵挂，也便有所寄托。衰老，是因为放弃。“愤而忘食，乐以忘忧”，却能使人“不知老之将至”。
即使从养生学的角度说，“不知老之将至”，亦是令人神往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