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许不知道，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兴水利工程的时代。汉武帝在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史载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军粮的运输成了一个大问题。根据史书的相关记录，当时全国漕运粮食每年几乎都维持在400万石的规模，元封年间以后，甚至一度增加到600万石。而运输过程又是非常艰难的，损耗极大，从山东运输粮食到内蒙古，平均起运192石，只有大约1石能运抵前线将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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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有人向汉武帝建议开渠引水，以缩短漕运的距离和时间时，汉武帝几乎从不吝人力、物力，坚决予以支持。
第一个向汉武帝提出上述建议的是大司农郑当时。其时，从关东漕运的粮食沿渭水逆流而上，全程九百多里，运到长安大约需要六个月时间。所以，郑当时建议汉武帝从长安开一条渠引渭水，沿南山而下，直到黄河。这样，全程三百多里，是条直道，容易行船，漕船三个月即能从关东地区到达长安;而且，沿渠农田一万多顷都能得到灌溉。
汉武帝认可了郑当时的建议，动用数万兵卒开凿漕渠，历时三年完工。这条漕渠果然大大节省了漕运兵卒和沿途开支，又使关中地区的农田得到灌溉，十分便利。
在郑当时建议开凿的漕渠上尝到甜头的汉武帝开始大兴水利工程。
汉武帝时，每年要从山东漕运一百多万石粮米西行入关，中间会经过砥柱这个极难行船之地，导致许多漕船船毁人亡。有人向汉武帝建议，穿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土地，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一带的土地，可造田五千顷，得粮二百万石以上。这样就不再需要砥柱以东的漕粮入关了。
汉武帝于是动员兵卒数万人造渠田。然而，几年以后，黄河改道，渠无水，种渠田的农民连政府贷给的种子也难以偿还。久而久之，渠田完全报废。
又有人上书，建议打通褒斜道，从汉中入蜀将会比故道近四百里的路程;而且褒水与沔水相通，斜水与渭水相通，都能通行漕船。这样，不仅汉中的粮食可以运到长安，山东的粮食也比从砥柱漕运更安全便捷。汉武帝又调发数万人开出一条长五百多里的褒斜道，路程果然又近又方便，但是水流湍急多石，根本不能通漕。
这以后，汉武帝还征发兵卒一万多人开挖龙首渠。根据《史记.河渠书》的记载：“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意思是说，龙首渠挖了十余年，很多地方虽然通了水，但在水利灌溉和漕运上并未得到太大的好处。皇帝如此热衷于兴建水利工程，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区纷纷引黄河水及河谷的水来灌溉农田。而关中地区更是拉开了一个劈山通水、凿渠开河的小高潮。臣子们积极地捧皇帝臭脚，想法设法献计献策。于是，《汉书.沟洫志》记录了一个最为奇葩的建议。汉武帝时代一直与匈奴激战，有人上书皇帝，建议在黄河的源头开挖大河，将黄河水引向匈奴。这样，不仅能彻底解决关东地区的黄河水患，更不用担忧匈奴为害;不仅可以节省堤防和堵塞决口的费用，更能省去士兵运输粮食，以及匈奴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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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惊世骇俗的伟大计划，汉武帝当然大为赞许。于是，他给献计的人回了封信说，这个逼装得很好很深刻，和在喜马拉雅山上炸个洞将印度洋暖湿气流引到中国有得一比。我给99分，还有一分不给，是因为黄河是大禹所疏导而成，圣人成就的万代功业与神灵相通，恐怕难以更改。
司马迁之所以被尊为中国的历史之父，不仅仅是因为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更因为他“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良知。在《史记.河渠书》中，我们除了能看到汉武帝时代不断上马的大项目、大工程外，还看到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流入钜野泽，将淮河、泗水连成一片。汉武帝当即令人主持堵口，然而，溃口很快复决。而丞相田蚡出于私利劝皇帝说，江河决口是天意，强用人力堵塞，即便堵住了，也未必符合天意。汉武帝又请望气的法师和占卜者来看，结果说法和田蚡一致。这个时候，西汉王朝也拉开了和匈奴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于是，黄河堵口之事便被搁置下来。这一搁置，就是漫长的二十多年。
在《盐铁论》中，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当时灾区的惨况：“(黄河)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梁楚之地的百姓饱受水患摧残的二十年，恰是汉武帝大肆兴建各种水利工程的二十年，也是整个国家东征西讨、耀武扬威的二十年。二十多年后，汉武帝才亲临黄河瓠子决口，作《瓠子歌》，哀叹黄河泛滥、为害人间。皇帝亲自指挥堵口，黄河决口终于堵住，汉武帝又在堵口处修筑宣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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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臣子，司马迁虽然不能直斥皇帝是非，但在《河渠书》的文末，他这样写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但愿，今天的人，还能领悟司马迁《河渠书》中的深意。
有人说，集权也是有好处的，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灾难发生后，能集中一切的人力、物力进行救灾。不过，他们没有说，当权力高度集中时，集权者的权力不受制约，在自己的千秋功名和民生疾苦面前，他往往更乐于选择前者。
而汉武帝，就是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