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打算从今年的11月12日起发行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之所以发行新纸币，据说主要是为了提高钞票的防伪技术，方便公众更准确地识别钞票真伪。
无论中外，伪造货币、私铸假币的现象由来已久，并且屡禁不止。货币是经济的基础，经济又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假币和假钞如果泛滥，将给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我国数千年的货币史上，假币案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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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货币的价值经国家规定后，就是一直不变的，因此普遍认为铸出来的钱越多越好，将其作为增加财富收入的途径。官府在铸钱时，为了牟取利润，常常会偷工减料，极大地刺激人们私铸的欲望。
一种常见手段是减轻铜钱的重量。比如西汉初年，货币严重匮乏，汉高祖推行荚钱，名义上重量为12铢，实际上却只有3铢。在董卓当政时又将五铢钱改成了一铢重，货币一下就贬值了四五倍。民间一些人将12铢的钱融化了，做成3铢重的荚钱当成12铢的用，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等、规格不一。
另一种手段就是掺杂锡或铅等价值较低廉的金属，降低铜钱的含铜量。这主要是由于铜的出产很有限，北宋时期，矿产品的官收价格为：铜每斤约200文，锡每斤35文，铅每斤18文，可见铜的价格约为锡的5.7倍，铅的11倍。
西汉王莽时期，推行了几次钱币改革，发行了三种新货币：大泉五十、契刀五百和一刀平五千也就是俗称的金错刀。一枚大泉五十相当于50枚五株，一枚契刀，等于500枚五株，一枚金错刀，等于5000五株钱。然而钱的实际价值与币面价值相差十分悬殊。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私铸的大泉五十是自制模板仿造的，但往往不像官钱那么精致，文字都扭曲着，钱本身的重量也很小。但就是这样的货币，居然还能在民间流通，官民私铸之风极盛，“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汉书·王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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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皇元年(20年)，王莽又下令罢用大小钱，改成货布。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大布黄千就属于货布。这种钱币只有五枚五铢钱的重量，却要当1000枚五铢钱来使用，是那个时代极度虚高的货币。它的发行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社会上私铸钱币的行为。
私铸的假钱甚至还会出现错别字，如图中两枚盗铸的大布黄千，“黄”与“布”的笔画都与官铸的不一致。但一般被混在真钱里面，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一片混乱，各方割据势力的政府都会经常发行虚价大钱。三国东吴孙权时，开始发行多种大钱，比如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这些面额夸张的大泉刚一面世，民间一些人便抵挡不住巨大的利润诱惑，很快开始私铸减重钱。
宋朝军费开支庞大，加之冗官现象，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常常入不敷出。出现财政危机时，官方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发行货币来转嫁危机。仁宗时边患不断，军费需求浩大，常常是铸大钱，将三个小铜钱铸成一枚价值十个的大钱用，“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宋史》卷180《食货下二》)宋徽宗继位后，为了弥补开支浩大带来的财政赤字，竟然滥发货币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在宋金时期流通的货币中，常常能看见将小平钱碾压面积扩大之后，混入到钱串里冒充大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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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四川部分地区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一些商人不便携带巨款，就会把钱交给从事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铺户再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收取一定的保管费。宋朝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交子的使用也变得越来越广泛。但交子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仿造起来成本较低。
后来政府将纸币收归官营，私人印制交子必须经过官方认可，由官方将收到的钱数记在交子上，经过签押之后才可使用，但是这却客观上增加了官员营私舞弊的机会。
南宋时户部仿照交子发行了会子，是当时宋朝发行量最大的货币。宋金交战时期，不断印制钞票使其持续贬值。北宋发行纸币时，规定必须有铜钱作为后备金，还有数额上的限制，但南宋基本就是滥发纸币了。
北宋的交子大多使用蜀纸，纸料较为精致，制造上也相对认真，装饰工艺也相当考究，所以民间很难伪造。可到了南宋，纸币发行量日增，需要的楮纸也越来越多，如果都采用蜀纸的话交通不便，因而会子用纸的选材变得很杂乱，开始是混着蜀纸和杜纸，后来干脆都用杜纸。这些材料做出来的会子容易破烂，仿造起来也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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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将宋金的纸币制度发扬光大，在整个元朝的货币流通中，纸钞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元朝建立了严格的纸币发行制度和相关法规，但仍然控制不住伪钞的横行。这主要是因为元代的纸钞，早期是棉纸，后来改成了桑皮纸，这些原料都十分普通，在制造技术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容易就被人们掌握。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曾记载，“将桑树皮剥下，取出介于桑树粗皮和本质之间的一层极薄的内皮，然后将它泡浸在水中，随后倒入臼中，捣烂成糊浆，最后制成纸”。可见私人造纸并不难。
元朝末年，纸钞的数量失去控制飞速增长，桑皮纸满足不了需求，于是便改成采用更容易得到的榆皮纸。元代的纸钞图案十分简单，伪造者很容易模仿，甚至用指甲就能涂抹出来。至于盖在纸钞上的印章更加容易伪造，当时伪钞虽然是重罪，但利润巨大，铤而走险者不乏其人。
自明朝开始，银两被作为货币逐渐普及开来，在金融贸易活动中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明清时期，伪造银锭的主要手段是，将铜、铁、锡等金属混入到银中，或者将白铜融化成锭，用水银擦洗等。真银锭在制造冷却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气体被挤压形成的蜂窝，往往呈现出口小里大、表层光洁的特点，蜂窝中有时会形成银滴珠。而假银锭因为混入了铜等金属杂质，表层磨损处很容易看到黄铜质地，底部的蜂窝则是口大里小。
明朝中后期，特权阶级中的多数人也参与到了私铸活动中，其中甚至不乏皇亲国戚。清代的私铸也无不受到贪官污吏的包庇纵容。道光十二年，给事中孙兰枝就曾上书道光帝：“私铸流通，其弊尤在私贩。江、浙私贩唯宁波、上海两处最多，或附潜船沿途变卖，或雇船装载驾往各处销售。每过关口，有一定使费，任意往来，目无法纪。”可见当权者的纵容是促使民间私铸之风兴起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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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杜绝假币和假钞，古代统治阶级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精选纸币材料，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蜀纸;印制精美的图案，比如，清代宝钞以龙为图案，外做花纹边栏，因图形复杂，造假者不易模仿;纸币上往往印有帝王或者书法家的文字;各地官府设立专门的辨钞人，专门帮助百姓识别纸币的真假，有时还会普及一些辨别真伪的知识;政府也会奖励告发造假之人，严惩被抓的造假罪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工艺上的局限性，这些手段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传统的铸币材料是铜、铁这样的金属，比较容易得到，铸造技术简单，也为假币、假钞的盛行客观上提供了可能。加之对于货币管理的不成熟以及朝代更迭前后的经济混乱，古代假币的猖獗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