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记载了宋孝宗的一次发怒。
发怒的缘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上任仅半年，又是偏远的西南，竟然花掉四十五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四十五万缗是多少钱您自己可以算算，我怕报纸上写不开。这些钱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135000间左右。
本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的十几万间经适房，竟然被一口一口地吃光了，还只用了半年时间，搁谁见了都得愤怒，怪不得宋孝宗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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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笔钱是有“身份”的专款专用，并非来源不明，亦非挪用公款，更绝非滥收滥支。当时，类似的公款招待费有个总称，叫做“公使钱”。
范仲淹曾经评论过设置公使钱账户的理由，“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按照范先生的理解，公使钱主要用于招待来往的公务人员，向他们提供餐饮和住宿等方便，像什么差旅费、伙食费、洗衣费等等都可以算在里面。反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公务人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确保把公事办好。从范仲淹的说法看得出来，宋朝公务员的迎来送往也挺频繁，所以才会专门设置了公使钱账户。不过，有了经费，招待的品质肯定会大幅提高。
据《野客丛书》记载，当时有人评论说，“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
送走了上一拨老客户，又迎来了下一拨新朋友，马路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常。被迎接的，希望来接自己的车船人马越多越好，惟恐少了显得自己不受人待见;送客的，每每觉得人手紧张，担心没法营造出壮观场面和依依不舍的气氛。明明是糟蹋人力物力，却都说这是做人的礼节和义气，假如谁大胆改革删繁就简，就会被人骂上九天云霄。看看人家古人，水平真高!用了区区50来个字，概括的多么精妙，讲透了多少活生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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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那是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人，也曾心惊肉跳地为扬州的接待规模发出感慨。他说，“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还，馈送相望”。沈括也有类似感言，他说，扬州“为天下四冲，四方宾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谁何，终日还坐满堂”。扬州是交通枢纽，以至于地方官整日里忙于接待事务，其实也没记住谁是谁，这就已经忙得脚后跟直打后脑勺了，所以“往往亦不暇尽举其职”，其他的工作根本没精力去干。
在长流水一般的迎来送往中，招待费节节攀升肯定丝毫不存悬念。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不消说全部，单说记了账的，就价值十二万缗。至于吃喝交通费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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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章开头，那135000间茅屋，即使一个农民住三间，也够解决4万多普通农民的居住问题。可那帮读书习字多年的文人，受朝廷培养教育多年的官员，竟然不顾民生，不顾百姓疾苦，随随便便就把国家的钱粮吃到了肚子里面，还美其名曰公使钱，似乎花得理直气壮。都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果然，这股子理直气壮终于撞坏了宋孝宗的脾气，也撞响了他们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