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成书于元、明、清的公案小说《包公案》，还是这个时段产生的“包公戏”剧目，抑或是今人创作的古装司法题材影视作品，它们对于宋代审讯场面的讲述，有一个细节是不约而同的：诉讼两造都得跪在公堂上听审。
京剧包公戏《铡美案》剧照
这些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历史想象，甚至让历史研究者也深信不疑，比如法律史学者潘宇的论文《传统诉讼观念的基本形态与转型——以中国古代民事诉讼观念为样本的研究》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的原被告双方都要承受同样的皮肉之苦，以及同样的精神上的威吓。如，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潘宇将研究对象笼统地称为“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显然应该包括宋代民讼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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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笔记中的审案信息
但是，我在阅读宋人笔记时，隐约觉得宋代的诉讼是不需要“下跪叩首”的。这里我且列举几个例子：
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欧阳文忠推挽后学》载，有一书生起诉学生拖欠束脩，勾当镇公事的王向判书生败诉，“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滁州知州欧阳修)”。既然是“径持牒”，应该不会是“跪禀”。
程颐撰写的《明道行状》载，“(程颢)先生为令，视民如子，欲办事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先生从容告语，谆谆不倦。”从“不持牒径至”的语境判断，也应该不是“跪禀”。
朱熹编著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也载，“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公(包拯)开正门，径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诉讼人“径至前，自言曲直”，也不像是“跪禀”的样子。
另外，宋人唐庚的《讯囚》诗写道：“参军坐厅事，据案嚼齿牙;引囚至庭下，囚口争喧哗。参军气益振，声厉语更切。……有囚奋然出，请与参军辩……”这名囚犯“奋然出”，而且与法官当庭对辩，似乎也不可能跪着。
当然，这些材料记录的信息不是很明确，不能作为确凿的历史证词采用。究竟宋人上公庭打官司要不要下跪听审?我打算先通过检索宋代文献来验证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采用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宋代司法文献;一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代官箴书。至于加入了后人创作与想象成分的宋元话本小说与元杂剧，一概不纳入考证范围。
文献资料显示：宋人不必跪着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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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均找不到任何“跪着受审”的记录。唯《折狱龟鉴》“王琪留狱”条这么说：“王琪侍郎，知复州。民有殴佃客死者，吏将论如法，忽梦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论也。’琪疑之，因留狱未决。”但这里的“持牒叩庭下”只是出现在梦境中，并非庭审写实。
《洗冤录》“疑难杂说”篇也有一则记载：某甲涉嫌杀人，“就擒讯问，犹不伏”，待检官出示确凿证据后，“左右环视者失声叹服，而杀人者叩首服罪”。这似乎也只说明犯人在伏罪后才需要“叩首”认罪。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法官蔡久轩的一份判词，其中说：“当职入境，……累累道途，诉之不绝，……诉之者皆号呼告冤，啮齿切骨，伏地流涕，谕之不去。”这里的“伏地流涕”，显然是说拦路申冤之人激愤不能自已的举动，并不是指庭审时官方要求的“规定动作”。
《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人撰写的州县从政指南，其中不乏对州县官如何受状、审讼、鞫狱、拟判的详细指导意见，但寻遍这几本宋人的官箴书，就是不见要求讼诉人下跪受审的规定。倒是在《州县提纲》中可以找到两条信息：
——“凡听讼之际，察其愚朴，平昔未尝至官府者，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无得诃遏。”
——“引问时，须令主吏远立，仍和言唤囚近案，反复穷诘，必得真情，始可信矣。”
从“引近案”、“唤囚近案”的动作描述，大致可判断诉讼人不大可能是跪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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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对文献的援引，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十分肯定地证明“宋人诉讼无须跪着受审”。不要急，让我再引用几条材料：
《折狱龟鉴》“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
《折狱龟鉴》“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这几起民讼案例不难发现，当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现在的问题是，“站着听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