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所有朝代当中，宋朝应该是经济最繁荣、市场最发达、外贸最活跃、商人最自由的朝代，同时也是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朝代。据经济史学家估算，宋朝的富裕程度空前绝后，不仅远迈汉唐，而且超越明清，据说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占据当时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饮食安全堪忧，制假贩假盛行。
死马变獐鹿，还有注水肉，散茶里掺枯草，茶粉里掺米粉，坏茶外面裹好茶 印制假币，物价飞涨
宋朝遗老吴自牧写过一本《武林旧事》，该书在历数南宋临安种种繁华之后，话锋一转，提到了制假贩假:“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临安市场上的奸商俯拾皆是，以次充好，他们用纸做衣服，用铜充黄金，用铅块铸造银锭，用杂树冒充檀香，无论哪个行业都充斥着假货，令人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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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进士袁采也说过:“忠信二事，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湿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词，止于求售，误人食用，有不恤也。”(《世范》)君子能做到诚信，小人做不到诚信，就拿那些市井小贩来说吧，他们习惯用坏的冒充好的，用假的代替真的。为了牟取暴利，这些人在丝绸和麻布上涂胶，以突出光泽;在粮食和鲜肉里注水，以增加重量;甚至在药物里造假，连顾客的健康和生命都不顾了。
制假：假肉、假茶、假钞
现在饮食领域制假最突出，好多小作坊购置了专业的生产线，将进价低廉的猪肉和鸭肉打碎重组，“拼贴”成售价昂贵的牛肉和羊肉，源源不断地流向饭馆和菜市场。宋朝也有这样的作坊，能将进价低廉的死马肉“加工”成售价昂贵的獐肉和鹿肉。
王安石有一同年进士，名叫苏颂，此人在东京汴梁定居过，调查过死马变獐鹿的黑幕。他说东京曹门外有两大作坊，一个作坊专门制造豆豉，另一个作坊专门收购死马。死马很便宜，买到手以后，剥皮取肉，切成大块，先用烂泥埋起来，过一两天刨出，看着会很新鲜，但是不能吃，腐肉的味道太浓。为了祛除异味，收购死马的作坊大量采购豆豉，用咸豆豉来腌制和炖煮马肉，炖上一天，无论颜色、口感还是味道，都跟獐肉鹿肉没什么区别了。苏颂从曹门那里经过，“早行，其臭不可近，晚过之，香闻数百步。”(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10《杂事》)早上臭气熏天，是因为刚刚刨出死马;晚上香飘数里，则说明腐烂的马肉已经被加工成獐豝和鹿脯，可以批发给小贩，让他们去酒楼饭馆推销了。
现在北方喝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三十年前大部分北方人民不懂得喝茶，想喝也喝不起)，好茶供不应求，于是有人造假，在劣质毛茶里添加不同种类的香精，能做出任何一款你想喝的茶叶，包括名贵的“极品龙井”和“云南古树茶”。宋朝也有人制造假茶，其方法是往散茶里掺杂枯草，往茶粉里掺杂米粉，或者在坏茶外面裹上好茶，制成真假难辨的茶砖。宋徽宗说:“又有贪利之民购求外焙已采之芽，假以制造;碎已成之饼，易以范模。”(《大观茶论》)意思是连进献给皇帝的贡茶都有人假冒，将国营茶厂生产的好茶和私营茶厂生产的劣茶混合起来，压成小巧玲珑的贡茶茶砖。
现在有人制造假币，宋朝也有这样的亡命之徒。据《宋史》第374卷记载，南宋四川有一个多达五十人的大型犯罪团伙，专门印制假钞，后来这个犯罪团伙被官府逮捕，查出假币三十万张，每张面额最高千贯，最低十贯，而经他们之手印制的大量假币已经进入市场流通了。而据《鹤林玉露》甲集第4卷记载，公元1230年前后，原红袄军起义领袖李全割据山东，不知从哪个渠道弄来新币印版，竟然动员自己的军队狂印假钞，并持假钞在临近省份购买粮食和军火，造成江南物价飞涨。
打假：官方审验度量衡、允许顾客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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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假贩假现象不光宋朝有，任何一个朝代都存在，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气愤地写下一段话，大意是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也是最喜欢骗人的民族，因为中国的法律禁止暴力，但允许欺诈。
孟德斯鸠没有来过中国，他也不是一个严谨求实的学问家，他说中国人最会骗人，这话当然是带着情绪说的;说中国的法律允许欺诈，那更是信口雌黄。对古代刑法稍有研究的朋友都知道，中国历代朝廷不仅禁止商业欺诈，而且还出台过一批法令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以宋朝为例，政府首先制定《关市令》，禁止商贩缺斤短两。北宋政府每月一次派人抽查市面上的度量衡用具，凡是未经官方审验的秤杆、天平和量布尺，一律不得在市场上使用。如果商贩使用不合格的度量用具，或者故意缺斤短两，顾客可以举报，而商贩得到的惩罚则是“杖六十”，屁股上挨六十大板。北宋初年汇编的法令大全《宋刑统》中还有允许退货的条文——只要消费者在购买牲畜时立有合约，买回后三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举报，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并“笞四十”，也就是打卖方四十小板。至于制造假币，更有严刑峻法予以惩罚，一经发现，一般会处以死刑。
不治：地方官缺乏执行力，有法不依
既然宋朝政府制定了这样严格的法律，为什么制假售假仍然盛行呢?我想大概跟宋朝地方官缺乏执行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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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南宋某市长生病，派人去药铺买药，药铺老板胆大包天，不但用过期药骗他，还在药里掺了三分之一的草梗。该市长大怒，将药铺老板捆了起来，打了六十大板。最有意思的是该市长写的判决书:“大凡市井妄利之人，其他犹可作伪，惟药饵不可以作伪。作伪于饮食，不过不足以爽口，未害也;作伪于器物，不过不足于适用，未害也。惟于药饵而一或作伪焉，小则不足愈疾，甚则必至于杀人，其为害岂不甚大哉?”瞧瞧这个父母官对制假贩假的行为是怎样看待的:“其他犹可作伪，惟药饵不可以作伪。”除了药物不能造假，别的商品造点儿假无伤大雅，他老人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管。这位父母官被称为“名公”，意思是清正廉明的名臣，连名臣对造假都这样不管不问，其他官员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宋朝在打假方面虽然有相关法律，但是地方官却有法不依。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在这样的风气下，制假贩假当然可以大行其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