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皇太后无疑是彪炳清史的第一位政治女强人，这位为大清朝站稳脚跟立下不世功勋的“清代国母”，竟然称一个西洋人为义父，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个西洋人叫汤若望。他治好了孝庄侄女的病，即后来顺治皇帝的皇后(也有资料说医治的是顺治本人)。孝庄让顺治称汤若望为“玛法”，在满语中，“玛法”为爷爷，“阿玛”为父亲。这样，论辈分汤若望跟努尔哈赤同辈，比孝庄高一辈分。也有另一个说法，孝庄对汤若望所传播的西洋教义很感兴趣，成为他的信徒，拜他为教父(另一说义父)。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打进北京城，汤若望上书请求保护。多尔衮早就耳闻这个洋人是位天文学家，还精通火炮的制作。于是多尔衮对其予以特别的重视和优礼，他的教堂、三千卷书籍以及为明祟祯皇帝修订的《崇祯历书》刻版得到妥善安置。其后，汤若望几次入宫讲解历法，还献上了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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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日历。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他多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因为汤若望曾帮助明朝制造红衣大炮对付清军，所以这期间不断有满族亲贵大臣进行阻挠。多尔衮不为所动，让坚持用大统历和回回历的钦天监官员，与汤若望共同对同年八月日食时间进行测定，并派大学士冯铨监督。统历和回回历都出现偏差，只有“西洋新法”的测算历法结果丝毫不差。于是，汤若望制作的新历得以颁行施行，清廷将新历书命名时宪历。不久任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多尔衮十分尊重他的意见，特别优待他不必每日朝见，并由内廷准备三餐。清廷制造红衣大炮，汤若望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顺治四年(1647年)，汤若望官升至四品。顺治六年，特赐北京宜武门内建立建西洋教堂并赐银一千两以供建设所需。汤开始在北京城走红。
汤若望1591-1666年)，德国人，受葡萄牙耶酥会的派遣，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到中国传教，明清之际著名传教士。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到北京，进入历局成为徐光启的助手。这个洋人不仅是天文学家，在火炮制造方面也十分在行。他帮助明朝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袁崇焕用其把努尔哈赤炸成重伤，不治而亡。明、清双方都视他为香饽饽。
顺治皇帝接触汤若望后，为他的博学所折服，对他极其崇拜。屡屡召他进宫讲解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之间建立起超越寻常的君臣关系，先后赐其“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多种封号。官级升至正一品，称他为“玛法”。到后来下诏允许他“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入内庭，不循常例”，得到了最高地位和行动自由。顺治皇帝临终之际，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徘徊不定，汤若望提出选择生过天花具有免疫力的皇三子(即康熙)为帝，帮助他下定了最后决心，也为“康乾盛世”立下首功。汤若望获得清朝统治者极大尊崇，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如此礼遇的传教士独此一人。
顺治十一年(1654年)，顺治皇帝按他的请求把靠近利玛窦墓地西部的一块地产赐予其作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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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皇帝御笔亲书“通微佳境”，制成匾额悬挂于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汤若望还把顺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竖立在教堂前面。这一举动等于默认了汤若望有自由传教的权力。由于汤若望的声望，中国境内的传教士都得到了保护，入教的群众达上万人。
顺治十七年(1660年)，汤在赐地上修建了一座圣母堂，堂前树碑，以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这个殊荣。汤的名望在中国达到了古往今来所有传教士的顶峰。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后，汤若望的地位每况愈下。文人杨光先作《摘谬论》和《辟邪论》，分别攻击西洋新法和基督教。杨光先在《摘谬论》中认为汤若望别有用心用西洋历法替代中国本土历法，是蔑视大清的恶毒之举。《辟邪论》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为参照系全面批驳基督教义，激化了各方面矛盾。这时，汤若望中风病倒，由南怀仁代其履行公务。杨光先代表着儒士、回教徒等反西方传教士的一批人。这些人支持杨光先，使这一案件越发复杂。朝廷公开审理此案，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位官员被判处死刑。孝庄太后直接干预此案，汤若望才被释放，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五名中国官员被处死。九十六刻的新历法被废除，依旧采取一百刻的大统历。
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由于当年顺治皇帝赐下的墓地被没收，传教士们只好把他葬在别处。其他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消灭鳌拜亲政三个月后，恢复了汤若望的尊号，肯定了他的贡献，他的墓地被归还，遗体也被重新安葬，康熙派遣官员前往凭吊。康熙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一起率领朝中所有大臣，亲临墓地按照中国礼俗悼祭汤若望。汤若望在去世三年后终于得到了他一生所做贡献相应的回报。他的所有名誉都得到恢复(“通玄教师”这一称号因讳被改为“通微教师”)。当时被处死的五位钦天监官员也同时得到了平反。
康熙九年(1670年)，九十六刻历(沿用至今的农历)重新开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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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康熙中后期以后，清政府对传教活动控制越来越紧，最终进入全面禁教阶段。
汤若望依靠科学行事，而非主观臆断或顾及政治因素。他这一率直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以及那些潜规则，得罪了包括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一党、明大统历的拥护者杨光先等一些守旧势力。在宗教上，由于基督教比较得宠，又受到了回教、佛教、儒教的嫉妒和打击。在政治上，他又是坚定的保皇派，所以又遭到了保守派和野心家多方打击。这个洋人曲高和寡中领教了国人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