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矶顶有一块较大的内凹外圆的杯状石，形似古代的酒樽。几年前，旁边石壁上出现了“酒樽石”三个红漆刻字，有关说明文字说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游燕子矶时以此石为杯，把盏问天，对江酹月，并书写了“吞江醉石”四个大字。有些报刊和书籍在写到燕子矶时，都以此作为李白到过燕子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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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还刊文说，李白写下的“吞江醉石”四字虽已不存，但留下了《题崖“吞江醉石”》一诗可证。诗云“燕子矶头望，波涛日夜流。吞江书醉石，铁锁系危楼。撒手悬崖峭，皈心古洞幽。梵宫遭劫火，僧尚报夷酋。”笔者读到此诗，如坠五里雾中，诗中第三句和最后一句，可说是百思不得其解。
李白从唐开元十三年(725)二十五岁时仗剑出游，就首次来到金陵;天宝六年(747)至九年，大部分时间也在金陵，他写金陵的诗多达几十首，可《李白集》中却没有《题崖“吞江醉石”》一诗。李白是否到过燕子矶在他的诗中没有反映，笔者接触到的其他相关材料也没有可以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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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燕子矶上那块杯状石取名为“酒樽石”，本身无可厚非。但把“酒樽石”与李白联系到一起该是一种附会。至于把“酒樽石”作为李白到过燕子矶的证据，可说是一种搞笑行为，难以取信于众。
前几日，笔者翻阅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栖霞诗珍》，书中却载有此诗，作者不是李白而是晚清时的华长卿(1805—1881)，上引之诗中竟然错了三处：“吞江书醉石”应为“吞江出醉石”，这就好理解了，是说燕子矶俯视江面，就像大汉醉后要吞饮长江一样;“铁锁系危楼”应是“铁锁系危舟”应了民间“铁锁拴孤舟”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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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尚报夷酋”应是“僧尚恨夷酋”，是说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侵略军在燕子矶登岸，一路烧杀抢掠，直到下关，逼清政府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附近的永济寺就在这次侵略中遭到英军破坏，所以诗人到寺中访问时，僧人还愤恨不已。从后两句诗来看，诗应作于《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这与李白在世时相差了一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