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农民”在这片土地上甚至成了一种蔑称，说某人是“农民”，完全是一种歧视。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国家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迄今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仍占据相当高的比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务农并非民众自愿的选择，那么，“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是如何产生的?
古代中国制定了哪些制度强制和引导民众成为农民?民众又有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应付官府?在您看来，民众被改造成农民，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强制的结果，那么，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侯旭东：农耕出现得相当早，大概一万年前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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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农耕真正成为一种主要的生计方式，其实和国家在背后的推动密切相关。我认为这种转变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各个国家相互竞争、谋求生存发展，二百多年间战争不断，农耕普遍化与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有相当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投入兵力上的变化。春秋时期流行车战，一些大规模的战役会动用几百乘兵车，但城濮之战也不过七百乘，鞌之战八百乘，千乘就了不得了。实际上，车战所动员的兵力大概也就几万人，车上只坐三个人，每辆车后还跟随72名徒士，再加上车上的几千甲士。粗略估算一下，八百乘兵车也就五万多人。
此外，春秋时期，组织打仗的主要是贵族，武器装备是由贵族自供的。但是，到了战国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的兵力增加到30万到100万，且开始向常备化发展。一场战争动辄几十万人参战，公元前318年秦与诸国战于修鱼，斩首八万二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前273年白起败魏军于华阳，斩首15万;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被俘虏的40万赵军，统统被活埋了!前234年，秦将桓齮(yǐ)攻赵平阳，斩首10万;由一方的损失不难想见双方动员兵力的数量。前224年，王翦攻楚，所率军队多达60万。
别小觑数量上的变化，背后是士兵来源与供应方式的重大变化：原先是贵族自行提供装备，加上其私属，相当于国人为封君作战。现在要大量动员普通百姓上战场，这些人无力自行负担装备，都要由国家提供。为维持众多的常备军，国家的财政负担骤然增大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直接间接均与此有关，如任命式的官僚制、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国君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与调动人力与资源)，建立户口制度(直接控制更多的百姓)、律令制度(应对不断增加的日常事务)、对人才的争夺与吸引、各种名目的授田制以及赋税征收上的变化(始于春秋时期)，目的是使国家能有持久稳定的物资收入，以维持国家机器(官员与军队)的持续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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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普遍出现与这样一个大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状况是各国之间处于互有胜负的胶着状态，并非一次战争便决定国家的存亡，如若一次定生死，就不会产生这些后果。战争状态持续了数百年，经历的是不断的你胜我败，推动各国通过不断的变革来促进其内部(制度)的变化。这是生存压力下的选择，没有其他退路。只有改革越彻底，才有出路。国家组织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越强，才能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兼并中获胜。你死我活的压力下，那一时期才涌现出了如此多的变革。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成功变革了，楚国吴起变法就遇到了极大阻力，尤其是遭到贵族们的反对。秦国最为成功(军功爵，奖励耕战)，才在漫长的逐鹿中胜出。
商鞅居功甚伟，不过，也由此开启了百姓沦为国家工具的漫长历史。马克斯·韦伯十分看重长期战争带来的理性化压力，他认为中国理性化最强的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原因就是纷争不断。一旦统一，就会相应带来权力垄断，“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理性化驱动力，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广西师大，2010年，第105页)。我们以前一谈及战国时期，脑海中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人民的痛苦和战争等印象，人民似乎极其渴求统一。相比于我们关注到的层面，韦伯的这段见解颇有洞察力，揭示了战争这种“恶”在历史中的意外作用，比起简单地歌颂统一，看到了历史更多的侧面。
浙江大学赵鼎新教授研究春秋时期战争的影响，他的研究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包括韦伯、蒂利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关注十七世纪西欧的变化，其中也强调了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比如财政制度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出现等。中国战国时期的情况与十七世纪的西欧类似。回到中国，国家制造农民，是和战国时期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各国面临的境况类似，做法也大同小异，重农与授田是不少国家共同的选择，律令规定上亦有相通处。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面附的魏国“奔命律”与“户律”的精神，便与秦国相近。只是秦国这方面作得更彻底，最后能在争雄过程中胜出，能这样作，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各方力量竞争中国君力量的成长有关，有些国家，如晋国、齐国与鲁国，分别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与三桓力量的崛起等变化，内部发生过权力格局的变化，无论是新起的力量还是旧君，在竞争中采取各种办法来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壮大公室，为日后走上改造百姓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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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层面上，“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侯旭东：多源汇流后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重农思想的出现可能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有关。商人和周人两个族群的谋生方式便存在差别。商人可能不是特别重视农耕，我曾去安阳殷墟，看到殷墟宫殿基址以及王陵祭祀大量使用“人牲”，纯粹为了祭祀死去的商王而杀了很多人(关于这类人的性质，过去争论很多，是奴隶还是战俘等，说法不一)，其中大部分还是青壮年。商王下葬时还有不少活人作为“人殉”陪葬，这些多是男女亲信。看来商代是不太注重人手与劳力的。
真正强调农耕的是战国的改革家们，如李悝、商鞅等人，以及农家。魏国李悝变法，首倡“尽地力之教”;商鞅成效最为显著，鼓励耕战。《商君书》、《吕氏春秋》中提倡农耕的思想很多，尤其是后书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题目就极为鲜明地突出了重农。内容包含了农耕技术，还有为何重农的阐述。其中还包括影响深远的工具论与愚民论。《上农》中便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众务农不仅尽地利，亦可改造其心性，使民众淳朴易于驱使，便于贯彻国法，利于君主统治，更使民众积累家产而不轻易迁徙。相反则是“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韩非子·显学》亦可看到农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