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成为公众人物，最初是因为他的文章。仁宗嘉祐元年(1056)七月，苏轼兄弟参加了开封府解。榜出，袁毂第一，苏轼第二。苏轼本来是四川人，却参加了开封府解，显然，其中一定有其父亲运作沟通的艰辛。不管其中有什么猫腻，苏轼都成了史上最牛的“高考移民”。历史告诉我们，考试制度在于得人，少些清规戒律可能更有益。
嘉祐二年，文坛领袖欧阳修权知贡举。苏轼兄弟试于礼部，这年的策论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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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仅用六百余字就阐述了自己一生所遵循的仁政治国理念：提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主张赏罚分明“有一善，从而赏之”，“有一不善，从而罚之”;但同时也强调“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奖赏有吃不准的地方要奖赏，惩罚有拿不稳的地方就不要惩罚。在苏轼看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赏重了“不失为君子”，而罚重了“则流而入于忍”。
担任点检试卷官梅尧臣读了苏轼的文章，觉得“有孟轲之风”，转交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读了后，“惊喜以为异人”。尤其是苏文中引经据典，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之句。
饶是欧阳修一代文宗，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出苏轼用典的出处。去向梅尧臣讨教“此出何处?”哪知做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博闻强识的梅尧臣也是不知，老脸一红，自已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何须出处!”。
最后，两位考官大人达成共识：肯定是两个人记性不好，忘记了出处(“以为皆偶忘之”)。
欧阳修本来想把苏文取为第一，可是担心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将苏文取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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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揭榜后，这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欧阳修与梅尧臣面面相觑，自我解嘲道：“这个考生此经据典必定有出处，可能是我们上了年纪忘记而已。”(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
发榜后，苏轼按规矩前去拜谒考官。
欧阳修不耻下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于何书?”苏轼回道：“事见《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回到家中，将《三国志》-孔融传遍阅，也没有见到原文出处。
他日再问坡，苏轼不敢再有所隐瞒，实话实说道：“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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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听了，不由对眼前的青年刮目相看。他并没有因为苏轼的杜撰历史而恼羞成怒，反而兴奋异常，他折服于苏的疑古与创新。认为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时隔多年，苏轼回忆起师生二人初次见面的场景：“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将老休，付子斯文…”师生一见如故，欧阳修将年仅21岁的苏轼引为同道中人，而且嘱咐他“我将老休，付子斯文”，希望苏轼能够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