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认为，所有兵器都是从用于生产的农具衍生而出，东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同济大学教授陆敬严在《图说中国古代战争战具》一书中指出，“兵器”作为一种专门的工具独立出来制造、使用、发展，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国家和阶级成形的阶段。通过战争等方式，华夏大地先民们实现融合，进而形成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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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博物院历史馆，就展出了这一时期的兵器。比如无锡、苏州出土的石钺，薄如锻造，表面光滑，穿孔圆润，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已经完全成熟的制石工艺;再看馆里不远处一件海安出土的陶斧，这是当时的人们用陶塑把斧子做成模型：木质把柄的顶端穿了三个孔，用来与单孔的石钺固定。还记得“盘古开天地”吗?那位巨人就是拿着大斧劈开混沌，创造了世界。神话是现实的反映，陆敬严认为，斧子的原形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正是人类诞生的时期。
而南博这两件斧钺，则可以与我们的“人文始祖”黄帝联系在一起。这位部落首领活跃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此时人类“铜石并用”，但黄帝部落并没有走在时代前沿，仍使用石斧这类的石质兵器;反观他们最大的对手蚩尤部落率先掌握冶铜技术，大量装备金属兵刃、盔甲，被称为“铜头铁额”。不过在华北的“涿鹿”，黄帝利用天气变化等自然条件，并在“械斗式”的部落战争中创新战术，最终全歼蚩尤部。此战决定了华夏民族的命运，也告诉后世兵家，武器装备自古就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
高超车战技巧成就楚王霸业
文物：青铜戈、軎(wèi)辖(春秋) 地点：南京博物院
今天我们习惯用核弹头的数量简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那么封国林立的春秋时代，战车的价值就等同于核武器。成语“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中的“乘”指的就是以战车为核心的“百人队”： 4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黄帝复姓“轩辕”，有观点认为，横木为轩，直木为辕，战车也是黄帝发明的。到了周代，战车的使用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战车可以高速行驶冲散敌人阵型，步兵再跟上“收割”。直至二战，步坦协同的战法仍沿用这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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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土壤偏酸，木头埋藏2000多年早已烂光，很难有北方发掘的车马坑中出土形状完整的战车。不过历年考古，江苏也发现不少与战车有关的文物。在南京博物院历史馆，就有镇江出土的青铜戟。“戟”是戈、矛的合体，既能直刺又可横击，装在长木杆上，是典型的车战兵器。馆中还有南京六合和镇江等地出土的青铜軎辖，这种空心青铜圆柱套，装在车轮轴承两个顶端，用来固定车轮。春秋末期，江北的六合属于楚国，加上軎辖精细之至、风格柔美的纹饰，很可能就是楚国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的体现。
楚人先民在商代时从中原迁徙到尚为荒蛮的汉江平原建国，文化上渐渐不从周礼，被称为“荆蛮”，自己也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双方冲突不断。庄王时，楚国调整政策，吸收中原文化，国力增强，其势力已经冲出湖北、江淮，进入河南干预中原政局。城濮之战失败后，楚国再次挑战老牌中原霸主晋国，双方在今河南荥阳北的“邲”会战。开战前，楚军三名士兵驾一辆战车冲向晋军方阵，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途中战车上的弓箭手射杀一头鹿，献给身后追赶的晋国将领，最后全身而退。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在央视纪录片《楚国八百年》中指出，楚国士兵高超的车战技巧令人叹为观止，而表现出的翩翩风度，则宣告着楚国开始按周礼行事，不再是蛮夷国家。邲之战的全胜也让“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楚庄王登上霸主地位，并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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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代的战场上，开战前两军往往会出一辆战车在阵前“单挑”，这一仪式意味强烈的环节被称为“致师”。陆敬严在《图说中国古代战争战具》中认为，战车上的士兵都来自贵族地主阶层，而徒步作战的士兵都是战前征召的农民，甚至奴隶，车战主导的春秋战争更像各国解决政治纠纷的比武、决斗，毕竟大家都是贵族，都是周天子的大臣，只要你认输没有必要你死我活。但到了战国时，有你无我的兼并战争取代了点到为止的争霸战，各国征召更多平民以扩军，同时骑兵也渐渐发展起来，汉代时战车就已从战场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