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是湖广巡抚年遐龄的次子，汉军镶黄旗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升任四川巡抚时“年未三十”，据此推算，他大约生于康熙十七年，与雍正同岁。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尧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授检讨。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他相继出任四川、广东乡试正考官。四十八年二月，授内阁学士，同年摆任四川巡抚。在康熙末年驱准保藏战役中，他被授为四川总督兼巡抚事、定西将军、川陕总督。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封三等公，世袭阁替，加太保。清廷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役中，年羹尧出任抚远大将军。战后升二等公、一等公，隆宠无以复加。雍正二年十月他二次入京陛见后，开始失宠，翌年十二月被救谕自裁，年仅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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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八年，雍正受封雍亲王，建立雍亲王府邸，而年遐龄全家从此时起归属雍亲王门下，成为雍邸私人。不久，年羹尧亲妹年氏又成为雍正的侧室。可见雍正与年羹尧虽是主仆，关系却十分亲密。然而数年后，雍正和年羹尧之间出现了芥蒂。
年羹尧于康熙晚年得到皇帝倚信，步步高升后，对其主子(雍正)日渐疏远与无礼之举，透露出他的一个致命弱点，即恃宠而骄。雍正是位自尊心极强、性格偏狭之人，对于“藩邸旧人”的上述表现自然痛心疾首，怀恨在心。
只是当时正值康熙诸子储位之争十分激烈之际，而政治地位蒸蒸日上的年羹尧，对于雍正谋取帝位显然极有用处。所以，雍正才采取威胁利诱并举的手腕，迫使他为己所用。有的学者认为，雍正与年羹尧关系中的这一裂痕，对于数年后雍正严厉处置年羹尧，具有一定影响，这种推测不无道理。
雍正元年末，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陕甘为之震动。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在岳钟琪的紧密配合下，采取重点进攻，速战速决方式，迅速平定了叛乱，使西北、西南的局势得到了稳定。年羹尧还提出一系列治理青海的方针政策，彻底驱逐了在青海的准噶尔势力，并为其后进一步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这是清朝统一边疆事业中的一个重要成就，而此举是在雍正的决策、领导下，在年羹尧具体指挥下完成的。它大大提高了雍正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及在全国的威望。
其时，曾与雍正争夺储位的允襈、允禟集团，尚有较大实力，大部分朝臣也对新皇帝抱着消极观望态度。雍正能够打破这一局面，摆脱困境，放手清除朋党，年羹尧助有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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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对其喜爱之人极为亲近，所降朱谕，如同在与家人闲话家常。如一次谕年羹尧:“牙疼药方写来，你这里合的仍合了送来。再，你奏落的牙，如何用凉水洗?如何安于牙位?可以如旧之奏，联忘记了，亦明白写来。”
雍正甚至在赐予年羹尧平安药丸的同时，还御书服用此药的方法，可谓细致入微、关怀备至。而告知“去冬一冬无雪，正月无雨”一类的家常话，在给年羹尧的谕旨中亦是常见。阅读这些以普通生活为内容、言辞极温和的文字，哪能想到这是一位至尊无上的皇帝写给下属的谕旨，就象一封极为普通的民间家信。
年羹尧在雍正的异常荣宠下，不知持盈保泰、戒骄戒躁，其恃宠而骄的致命弱点，再度暴露无遗，并有恶性发展。若以年羹尧与雍正另一宠臣隆科多相比，后者因任职京师，处于荤毅之下，从政时不能不有所收敛。而年羹尧身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在西北地区独揽大权，无权力机构予以约束监督，更使之得以胡作非为。
年羹尧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任意举荐、罢默官员，称为“年选”。在西北各地安插亲信、扩充实力，逐步形成一个宗派集团。年羹尧的潜越行为表现在各个方面，并日益严重。他违制对将军、督抚“擅用令谕”;在从西安前往北京途中，竟令某些督抚“跪接”。他还曾令扎萨克郡王额验阿宝下跪;对于雍正遣往军中的侍卫，竟“作奴隶使用”。这些行径，都已大大违背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下的君臣关系准则，仅其中一项，即会招致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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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他竟公然为雍正代笔:“今年三月，臣将所刻陆宣公奏议一部恭进，蒙圣恩许赐序文，……伏念万机无暇，恭劝节劳颐养，何敢以此上烦圣心，不揣固陋，代拟一序，倘得哀翰挥洒颁发，臣之荣耀永永无极。”臣下擅改谕旨，代皇帝撰写序文，而且先斩后奏，这在封建专制王朝，当然是大逆不道、不可宽恕之罪，而年羹尧却相继做出，足见其得意忘形之至，同时也暴露出他对雍正的不恭之态、不臣之心。这已远远超出雍正所能容忍的程度，尽管他当时隐而未发，但恼怒之心情可想而知，从而加速了他与年羹尧的决裂。
身为功臣，必须避免因“功高震主”，而招致皇帝疑忌和同僚嫉恨，他对皇帝的忠贞诚敬，他的谦逊与谨慎，只有与皇帝的褒扬之态成正比例发展，方能免祸于万一。然而，年羹尧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将雍正对自己的感激与赞赏视为当然，恃功而骄，恃宠而骄，种种贪婪潜越行径，严重侵犯了皇权，终于为雍正帝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