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无尺寸之功、亦无可托之地的刘备三访诸葛亮于襄阳，后者纵论天下大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谋中原，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它就是被广为称颂的《隆中对》。这一对策，开启了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辅政生涯，更开启了三分天下的割据时代。
后世对《隆中对》评价很高，因为它成功预测了天下三分，并成就了刘备以一个政治基础极弱的割据政权，最终实现与曹魏、孙吴分庭抗礼的建国神话。滚滚历史长河之中不乏以数言定天下，影响时代走向的政治家，《隆中对》也由此成为诸葛亮智慧的代名词。但若以三分天下的故事都出自于诸葛亮的“奇策泉诵，智谋纵横”，这显然只是小说家的思路。事实上，《隆中对》所论诸方略，远近都有所本，谈不上诸葛亮的“原创”。
据蜀早有先鉴——萧何、韩信版“隆中对”
早在秦末乱时，萧何、韩信就向刘邦建言过“隆中对”。项羽与刘邦鸿门相会后，分封诸侯，立刘邦为汉王。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十分恼怒，欲与项羽一决胜负。周勃、灌婴、樊哙一般武将也极力赞成刘邦起兵与项羽决战。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的萧何，清楚地了解楚汉力量相差甚为悬殊，所以极力反对立即决战，主张刘邦先经营巴蜀，待力量强大之后，再夺回关中，进而与项羽争夺天下。(《汉书·萧何传》：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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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也曾向刘邦指出：项羽所封的三秦王章邯、董翳、司马欣率几十万秦子弟兵降楚，大部被杀亡，此三人反而封王关中，关中百姓对之早已恨之入骨，秦人不会再拥护他们。而汉王入武关，进关中，秋毫无犯，约法三章，深得百姓敬仰。关中父老无不以刘邦未封关中王而义愤，早已翘首而望汉军再至关中。因此，只要汉军举兵东进，三秦可“传檄而定”。这之后，刘邦完全采纳了萧、韩的意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后让项羽饮恨乌江，建立汉朝。 《隆中对》中言“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而诸葛亮以后制定的伐魏策略，也几乎拷贝刘邦出川的路线。但三国时期的中原和楚汉争霸的中原已经完全不同。东汉以来一直以洛阳作为都城，而曹操挟天子以许昌为都城近半个世纪后，诸葛亮才出祁山。诸葛亮制定《隆中对》时，许昌作为曹操的都城已经一段时间了，加上刘备还要夺荆州、益州、汉中三地，到北伐时中原的政治中心早就转移到许昌。这样即使蜀汉出汉中攻下长安，对曹魏也不会有致命的打击。这些恐怕是后来诸葛亮数出祁山，有心无力、无功而返的原因所在。
诚然，诸葛亮一意北伐的理论前提，在《隆中对》也有所申明，那就是“跨有荆益”，百余年前公孙述据益出荆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决策的参照。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25-36年)，公孙述在成都建号立国，史称其时“蜀土清宴”，当时与诸葛亮身份类似的谋士李熊，就曾给公孙述提出“跨有荆益”以期进一步图谋的设想。(《后汉书·公孙述传》：李熊曰：蜀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李熊所设想的割据境界，含荆州西境，与《隆中对》立论大体相当。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对此也有所记述，可知公孙述后来接受了这一战略方针。(《华阳国志·公孙述志》：不东出荆门，北陵关陇，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久安也。……乃出军荆门、陈仓，欲震荡秦、楚。)
刘邦以汉王定鼎天下的历史早就流传，而公孙述和刘备两者的割据形式极其相似，则更可能是诸葛亮《隆中对》的重要认识来源。公孙述北上秦川之议以及所谓不进取则“王业不全”之语，《隆中对》与之高度雷同，以后诸葛亮连年北伐之事也与之符合，说明二者有着某种思想认识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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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无法走出时代的局限，也无法改变蜀汉政权在他死后无力回天的现实，更不用说创造比肩汉高祖的伟业。在诸葛亮去世28年后，蜀主刘禅自缚请降，比之公孙述宁死不降刘秀，刘禅在史书上留下笑柄，这更是诸葛亮无法预见和不能接受的了。
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甘宁版“隆中对”
在汉末动乱纷纭的年代，除了诸葛亮以外，其他有识之士也在观察时局，探寻出路。在《隆中对》之前，东吴的鲁肃已对时局作过类似的分析，向孙权提出过相似的策略建议。 鲁肃在早于“三顾茅庐”的建安五年(200年)初见孙权时，就曾密谓孙权类似“隆中对”的策略。他认为现在曹操已经掌握了先机，因汉室天子在他之手，且曹氏在北方的势力又已得到巩固，而孙权的发展余地只能是南方，从而建议孙权分步以图进取。第一步，鼎足江东，稳固根本;第二步，据扬取荆，窥探上游;第三步，并益州而尽长江所极，形成南北对峙;第四步，徐图天下以成帝业。(《三国志·鲁肃传》：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以鲁肃之议与《隆中对》比较，虽有差别，基本构思却是相同。此外，曹军南下前夕，东吴名将甘宁也曾劝孙权取江夏黄祖，进图刘表、刘璋，他也认为须先灭江夏黄祖，再向西占据楚关，并逐渐并吞巴蜀。(《三国志·甘宁传》：今日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鲁肃和甘宁、诸葛亮三人的见解都比较准确地认清了形势，具有十分高明的战略眼光，但由于后世给诸葛亮抹上了过重的油彩，《隆中对》成了他一个人的灵光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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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入蜀虽然是诸葛亮《隆中对》的重要应验，但入蜀本身却不是诸葛亮的功绩。历史地分析这个问题，“入蜀”本是刘备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赤壁战后，刘备对入蜀仍犹豫不决，主要在于他没有必胜的把握，倒不是《三国演义》中念及刘璋为同宗的顾虑。这也说明至少在此时，刘备似乎仍未将《隆中对》作为立国战略。此后，他在法正、庞统等人的劝说或策应下(《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可权借以定大事。)，方才建立起巴蜀的偏霸之业。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诸葛亮本人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可视法、庞等人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
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他的《隆中对》虽可称睿智非凡，但也只是历史和时局的产物。不论个人的素质与才能如何，诸葛亮能起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荆州失守后，两路北伐之梦破灭，诸葛亮只有兵发秦川一策，已然无法成统一大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