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发展到宋代变得更加完善和严密。作为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也受到了统治阶层的空前重视。虽然在宋代，科举还并未成为进入仕途的惟一途径，但是想要在官场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考取功名就绝对是必要的了。不过，科举考试在宋代所起到的主要是积极作用，选拔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参与到官僚队伍中，而它的种种弊端则是明以后开始占据主导的。宋代的及第举人也获得了相当多的优越条件。一旦金榜题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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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嫁给状元是家族荣耀
在唐代，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所以，宋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优势。就拿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来说，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可以说，宋代士人在经过“十年寒窗”的艰苦努力之后，一旦科举登第，得到的将会是精神、物质两方面的超值回报。
考取功名的士人在宋代社会中所受到的重视和推崇也是空前的。宋朝人评价一个家族的兴盛程度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家族有几个考中科举的男子和几个嫁给科举出身者的女子。
虽然前一个标准是主要的，但是后者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出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也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从女儿到妻子的转变，她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担当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这一作用在当时人眼中是被重视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为女儿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常常是使父母伤脑筋的大事。不过，所谓的理想对象既不是女儿的个人意愿，也不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亲从维系、发展家族的角度来考虑的。
七旬进士也被抢作快婿
正因为上述原因，考中科举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选择佳婿的“抢手货”，真是“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榜下捉婿”就是生动的例子。宋代在由皇帝担任主考官的殿试结束后，就要举行唱名仪式，此时便是“金榜”之上的“题名”见分晓的时刻。而且其间会赐予袍、笏，这叫做“释褐”，表示已经脱离平民，步入仕途，正所谓“前日秀才，今日官人”。唱名结束后，便是“期集”，也就是新及第举人的宴会活动。不过，唱名和期集不在一处，这就为“择婿”者提供了条件。从唱名地点到期集所这段路程就成了“择婿”的地点，豪家贵邸竞相在此观望这些新及第的士人，从中挑选自己满意的人选，行情好时，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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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在当时就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笑谈。
在科场选婿者，不乏“饥不择食”者，将习俗所重视的阴阳吉凶、家世背景等都抛之脑后，甚至是这位新及第进士是否还是单身都来不及考虑。曾有一个新及第的年轻举人，体貌亦不凡，为一权势之家看中，其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该青年既不拒绝，也不逃避，而是欣然而往。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辞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怎么样?”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有时年龄也是可以不考虑的。有一个叫韩南老的人，考中了进士，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他并未拒绝，而是作了一首绝句“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高官抢状元女婿捷足先登
现实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而且“捉婿”成功者不少是政府中的高官。宋真宗时，范令孙登甲科，当时的宰相王旦立刻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即使品质有问题也是可以忽略的。还是真宗时，有一个叫高清的进士，人品和声誉都很差，但是他刚登科，宰相寇准就马上把兄弟的女儿嫁给了他。不仅如此，这位寇氏死后，宰相李沆又以自己的女儿做了高清的继室。当时就有人形容这些既登科又娶宰相女的人是“天子门生宰相婿”。不过，宋代的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少不媚权势者。徽宗时著名的“六贼”之一的蔡京就曾在“榜下捉婿”方面受挫，他曾想把女儿嫁给刚登进士第的傅察，傅察却以沉默来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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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笼络住自己中意的对象，有权势、家财丰厚者还会以钱财或仕途前景作诱饵来引诱士人上钩。宋仁宗时，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看中了刚及第的冯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并冒称是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了丰厚的嫁妆，而冯京只是“笑不视，力辞”。“六贼”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轮考试--殿试时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洪皓谢绝了他。登第后，朱勔再次向洪皓请婚，而且送给他大量的钱财，并许以显官，不过洪皓依旧是坚决拒绝了这门婚事。当时还流行一种给男方的所谓的“系捉钱”，为钓到“进士婿”，有的富商甚至会拿出千余缗的“系捉钱”来诱惑，自愿上钩者亦有不少。当时就有官员严厉地批评这种“论财娶妻”的登科进士道“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并进而论断这种人是“天资悲陋，标置不高”，而且指出刚及第释褐就做出此种“污行”，以后踏上仕旅肯定也会是贪赃枉法之徒。
“榜下捉婿”其实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观念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的。到唐中后期门开始衰落，经历五代，到宋代，门第观念已经淡薄。上述故事中提到两个择婚的标准，一个是个人才能，一个就是钱财，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则与宋代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对于宋代此种婚姻观念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较之前代的门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不过对于后世的论财婚而言也可谓是一种滥觞。(作者邵育欣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