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在不少严肃且并不淫邪的史学家眼里，其实是很值得称道一番的。例如，汉学家费正清就极赞明朝，称其为封建帝制进化成的“完全体”;而英国史家崔瑞德与牟复礼则在《剑桥中国明代史》里称颂明朝说：“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越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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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清代初年人写明代的小说《醒世姻缘传》，对于市井人物生活细节的刻画，最为真实微妙。明代市井阶层读书之风兴盛，但读物并非圣贤书，而是子不语的黄色书籍。尤其是晚明时期，一般居家男人的枕边，大约都放着《肉蒲团》、《金瓶梅》、《如意君传》这样的黄书。口味更咸重一点的，则是《绣榻野史》、《浪史奇观》等极低俗的地摊读物。奇怪的是，它们竟然都被当成教科书在看，入夜时，男人们会有样学样，照着书里的描写与自己的妻妾来一番“实地演练”。时刻想着脐下三寸的事儿，乃明朝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
在明朝，理学的发展可谓登峰造极，巍乎岸然的道德之士在台面上天天喊着“存天理，去人欲”的高尚思想，但民间广布流传的，却是春宫图、房中术和各色咸书。而在普通百姓的闺房之外，灯火通明的城市街道更是妓院林立、笙歌不断。人们常说，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明代民间色情文化之所以如此发达，与上层统治者“以身作则”的提倡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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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明朝历代那些皇帝，自太祖以来，基本上一个比一个好色，一个比一个荒淫。武宗朱厚照在京城西苑建豹房供淫乐，包房间数超过两百，实为史上最气派的“天上人间”。其后的世宗朱厚熜，当政期间沉迷春药，吃完药就在后宫玩“千人斩”，居然玩到二十多年不上朝。他的儿子穆宗朱载垕、孙子神宗朱翊钧还有重孙光宗朱常洛，均继承了祖上的光荣传统，基本上都把壮阳药当开水喝，每天都在“海天盛筵”中度过。流风所及，连当时的伟大医学著作《本草纲目》也快要成了一本春药大全，其中记载的近半数药物都具有类似伟哥的功效。
情色的明朝偏偏又是一个讲求“以孝治天下”的哲人国家，不过，道德家们视君臣如父子的观点倒是为群臣们效仿皇帝的淫乐生活作了一个极好的借口。难道老子淫得，儿子淫不得?服用春药和淫乱之风因而得以在群臣中流行起来。最厉害者如嘉靖时的权臣严嵩，明史里说他卧室里摆放的唯一家具是一堆裸女，从夜里玩到早上，起床时连吐痰洗漱也是用的“人肉便器”。这就不光是淫，而是淫到深处，近乎变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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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父淫乱如此，父母官们淫乱如此，请问整天被他们统治、教导的升斗小民想不往情色低俗的浑水里趟，可能吗?难怪晚明大才人李渔说出了“世间真乐也，算来算去，还数房中”这番至理名言。可以说，明代的统治者为世人搭建了一座欲望的金字塔，金钱和肉体就是填充其间的块块砖石。但这个贯穿整个明朝社会的欲望金字塔，并不仅仅是传统历史观所谓的“体现了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其实，这更是他们政治智慧的一种象征。享乐之余，“淫”字确实不失为明代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自古以来，揭竿造反者往往不是那些饿得快死的人，而是吃饱了饭、多余精力没处发泄的屌丝。近代有位伟人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后得出结论说，最具革命造反精神者，并不是穷鬼，而是男性荷尔蒙分泌过多的社会闲杂人员。如果逆向思维，想要最大限度消除造反者，莫过于让社会上溢出的多余荷尔蒙有个归宿。淫秽文化与情色产业，自然是其最佳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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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代的“诲淫”，汉学家高罗佩的解释颇有见地。他认为，所谓房中术和色情小说的泛滥，其实是一种与当时社会形态高度吻合的世俗道德。在《秘戏图考》中，高罗佩写道，明代的女人们深居简出、生活操劳，“督米盐细务，首饰粉妆，弦素牙牌以外，所乐止有房事欢心。”因此，当时好男人的标准是“每御其妻，必候彼快。”一夫多妻制下的社会，要想女人们都幸福、家庭都和谐，只有寄望于男人在“那方面”勤快一点了。因此，淫字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护了家庭的稳定。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把家里那点事弄和谐了，这是国治、天下平的第一步。再者，对于那些夫妻生活不和睦者，大明朝官方盖了数不清的妓院青楼。壮汉愤青们一旦进去，儿女情长，马上就英雄气短。明朝自我定义的“和谐盛世”，大概就是这种如梦如幻、醉生梦死的欲望仙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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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真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说，封建统治在大明已臻于成熟、完美。面子上以孝治天下，里子却是以淫治天下。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政治智慧，但并不是大智慧。否则，这国祚两百七十余年的大明朝为何又一夕败亡了呢?《金瓶梅》里有首诗说得好：“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靠欲望搭建的一切终究都是虚幻的，而一种依靠欲望来维持的统治，它的“精尽人亡”，恐怕也是指日可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