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将溥仪等人赶出了紫禁城，并于此年3月5日迁居天津。此时的文绣已有反抗之意，但却囿于皇族势力无法动弹而已，就这样又过了几年。而此时的溥仪也更加宠爱皇后婉容。
据《文史精华》记载，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该法第四编《亲属》中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这一规定的出台使文绣如获至宝，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和妹妹文珊带来的新思想的感召下，于1931年8月25日下午，在妹妹文珊的陪同和掩护下、以外出散心为由，毅然决然离开了住所——位于天津和平区鞍山道70号的静园，住进了天津国民饭店37号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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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绣出走静园的举动揭开了离婚案的序幕。当时，文绣将一封关于离婚的信交给了聘请的律师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信中其实还对溥仪有些许幻想：“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枕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应于每月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文绣提出离婚的事掀起了轰动全国的“妃子革命”，当时，有报纸这样描写：“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
而在皇族看来，却是奇耻大辱。溥仪急忙召来群臣商量对策，甚至派人会见文绣的律师。但律师却转达了文绣的决心，溥仪无计可施，只得不再坚持“不许离异”一条，但提出为溥仪的身份起见，不许起诉，不许登报申明。
淑妃离婚后的悲惨境遇
9月16日，《北平晨报》登出这样一则新闻：《溥仪家庭风波可望和平了结》。文章说，当天午后2时，双方律师约见，“淑妃(文绣)大势已趋脱离一层”，“承谕：事已至此，只可照脱离协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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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载，文绣与溥仪最后经过双方律师两个月的磋商，终于签订了和解议案：一、自立约起，双方完全脱离关系;二、溥仪付给文绣5.5万元终身生活费;三、允许文绣带走常用衣物和用品;四、文绣返回母亲家居住永不再嫁;五、双方互不损害名誉;六、文绣撤回要求法院调解的诉状，今后不得再提出诉讼。
这场婚姻过后，溥仪在天津静园内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第二天，他除了照例召见了郑孝胥、胡嗣瑗、陈宝琛这些前清的遗老遗少外，还与一个侍从打了两场网球——溥仪喜欢高尔夫和网球，寄居天津还在静园修建了一个小型高尔夫和网球场，两者当中又尤其热衷网球。但在多年后，溥仪再回首这段婚姻时，也有自己的反思，他认为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于“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事实上，天津的静园成了溥仪复辟梦想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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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婚后的文绣也十分悲凉。他虽然拿到5.5万元的赡养费，但支付过律师费，开销了出走进住过的高档宾馆房费，以有酬谢了帮过忙的亲友人情，回到北平后，手中只余2.6万元。此后，为求生计，她做过小学老师，糊过纸盒，摆过烟摊，甚至还到工地当过担泥运砖的小工。1947年，文绣曾在《华北日报》当过校对，后与报社社长的表弟、时任北平行营长官李宗仁部下少校军需官刘振东结婚。1949年后，刘振东被管制了两年，而后成为一名清洁工人，家境贫寒，而文绣也于1953年9月因心梗死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