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是最接近历史史实的一部文学作品。但小说毕竟还是小说，总是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想象与杜撰，褒扬与抑制，赞颂与批判……，而所有这些，其实也都是写作的需要，更是能够得以千古流传的根本。对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根溯源，穷其真伪。否则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看历史教科书了。
《三国演义》显然就是这样的，这部赋予了太多情感和征战杀伐的历史小说，不仅让时代主题更加鲜明，历史人物更加鲜活，也更容易地走入了寻常百姓人家，从而达到口口相传，脍炙人口之目的。而江湖，从来都是小说的不可或缺。或许，这也正是小说独有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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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凡成大事者，从来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纵观魏吴蜀三国，曹操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政治资本的，除了早年奔走相告，沾染上了一些江湖习气之外，后期却与江湖没有太多的干系，这个早已脱离了江湖的显赫人物，不仅名正言顺，而且占据天时优势，因此成功的几率也最大。而孙权，尽管不能顺应天时，但因为继承了父兄早年开创的基业，从而能够以地利优势在江东继续发展，虽然行事做派多有江湖印记，但终究不失大家风度、政治谋略。
唯独刘备，穷困潦倒，身无长物。在如此的境地下，除了谋求那所谓的“人和”之外，没有其他的政治资本。因此，混迹江湖、寻求帮衬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因为是白手起家，以至于后来每每行事，总是掺杂着太多的江湖习气。或许也是过于依赖江湖作用的原因，其团队最终也走上了一条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如此一来，也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那就是成事艰难，灭亡迅速。
想当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因为生逢乱世，许多英雄豪杰都在观望，梦想着在动荡之时能挖得“第一桶金”，最终借助历史潮流走上庙堂。老百姓不懂这个，有的只是逆来顺受，把命运寄托于上天。当然，觊觎天下者，最眼红的实际还是汉末那些没落了的皇亲贵胄，唯有他们才具备先天的实力，像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领导的黄巾起义，更多的只是书生意气，为他人做了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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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先填饱肚子，故而谁钱粮多，谁就会有兵马，像河北的袁绍、徐州的陶谦、辽东的公孙瓒、谯县的曹操、江东的孙坚等，都是世袭，不缺钱粮。所以一呼百应，很容易就拉起了队伍。但刘备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是皇亲，却早已潦倒的不行，平日里只能以“织席贩履”为生。到了这种境地，不要说是拉队伍，自己的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头上戴了一顶透风的“破帽子”，到哪里也不会有人买账。更何况，这个混迹街头的流浪汉，到底是不是真的皇亲还要另当别论。即便真是，在那个皇权衰落、饥不择食的年代也早已显得无关紧要了。
想来刘备天生也不是安分之人，总想着要出人头地，而重兴汉室自然就成为了他的一面旗子。想法有了，但终究没有办法。左顾右盼，自己孑然一身，家徒四壁。没有那个实力，最后只能游走江湖，到处依附，网络人才。早年，先是投奔公孙瓒，好歹安排了个职务，却终究是个“打工”的，前途黯淡，命运更是朝不保夕。刘备聪明，一看不行，干脆辞职“下海”自己闯江湖。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刘备这人脸皮厚，比张飞大一点是不假，比关羽却是小了许多，但人家头上有一顶“皇叔”的大帽子，在关羽和张飞面前，当“大哥”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好在关羽和张飞人都老实，也不在乎这个，只要有酒喝，有肉吃就行了。于是三人立下誓言，“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一下子就把老关和老张笼络住了。
要说这个时候的刘备，还只是江湖中的三流人物，离政治差得还很远。除了在江湖上留了个好名声，引得一些江湖豪杰前来相投之外，脚下从来都没有占据一席之地，不是投靠袁绍，就是依附曹操。但夹缝中求生存，命运往往是朝不保夕。后来，因为密谋诛杀曹操的机关败露，不得不再次逃亡江湖，并从此拉开了夺取天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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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想，刘备的江湖情结确实是很浓的，都被打的没有了立身之地，还在想着靠勇力征服天下。诸葛亮就在眼皮底下，刘备却是充耳不闻，要不是连续吃了人家的“闷棍”，又受到“水镜先生”的点拨，才拉下脸来“三顾茅庐”，怎么可能有后来的三分天下呢。直到遇到诸葛亮，刘备才终于想明白了，光靠打打杀杀是难以“做大”的。话虽如此，但刘备的江湖情结却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的。
后来几经厮杀，才终于占据了西南偏远一隅，成就了半世英名。但三分之后的蜀国既不是诸葛亮的，也不是赵云、蒋琬、魏延、费祎等人的，而是刘关张弟兄三个的，当然，最终还是他刘氏家族的。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那就是非嫡系不用，非家族势力不用。尤其是自白帝城托孤之后，国家命运已完全系于诸葛亮一人身上。而诸葛亮，为了报答先主的知遇之恩，成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佳话，必然是小心翼翼，不敢轻易有所舍弃和半点懈怠。后来果不其然，由于诸葛亮的独断专行，事必躬亲，最终导致蜀国后继乏人，一步步走进了灭亡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