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繁荣强盛的大朝代，经济的发展与规模有长足的发展。隋朝末年因为战乱的关系产生大量无主地，使得均田制可以持续推行，对于稳定农业有很大的帮助。而自孙吴、东晋等六朝发展的江南经济持续提升，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而唐朝掌握南北经济使得经济十分强盛。甚至在安史之乱后，虽然华北残破不堪，但唐朝政府还可以依赖江南的经济而持续复苏。自隋唐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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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较好地适应了小额商品交易的需要。但随着贞观末期，尤其是唐高宗、武后及唐玄宗时期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逐渐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现在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储藏等缺点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绢帛作为货币的职能趋于衰退，商品交易趋向喜欢使用更高一级的铜钱作仲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铜钱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营铸币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铜钱短缺的日益加剧，又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铜钱的私铸和滥铸，造成了物价波动、货币流通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混乱，对国家财政制度造成威胁。
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唐代，海外贸易开始兴盛，中国沿岸的交州、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等城市，因与蕃舶互动频繁，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为因应海上贸易的新形势，唐代还特别设置“市舶司”，用来管理蕃舶的进出以及征税事由。海外贸易的数量，自此不断成长。
唐代的城市商品经济处于成长的胚芽时期。长安、洛阳、苏州、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一定地域内的商业中心。唐朝国内交通在当时世界上是十分发达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道路遍布全国。水路交通则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为主。全国共有驿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一百六十六所。唐朝中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纸业和造船业民间普及饲养桑蚕，开辟用竹造纸，制造人力脚踏轮船。越州越窑烧制出的秘色瓷是唐朝后期南方陶瓷业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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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
赋税收入
唐朝中期，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3515.1228万贯、石，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加剧，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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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