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如何?是否也有师生反目的情况出现?
明代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关系
古代科举，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考试做官。这种晋升的台阶，也逐渐催生出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座主与门生。所谓座主，指的是科举考试中录取考生的主考官，而座主们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而对于座主，则更为尊重。科举本身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旦金榜题名，决定了考生一生的前途。正如明代一位状元所言：“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
士子们自然对座主感恩戴德，一旦高中，在科举考试放榜后，门生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座主投“门生刺”，并“拜谒”和“贽见”(执持礼物以求见)座主，以确认座主、门生关系。
这还只是开始，门生们会经常登堂、贽见老师，除了这些人情往来，还要为老师结集出书，自觉地靠拢，在官场惟老师马首是瞻。老师生前要为其奔走效力，死后也要为其治丧，撰写纪念诗文，并照顾其家属。
而身为老师的座主对门生也会投桃报李，极尽照顾之能事，比如优先提拔门生，积极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门生犯错，也会尽力助其开脱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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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礼之所以成为明代公认的亲密关系，因座主不惟是老师，他们更是科举新鲜人的仕途引路人。通常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都是内阁重臣，能够与这样的重臣攀上关系，是很多士人求之不得的。
座主与门生既是施恩与报恩的关系，同时又构成利益共同体。对于门生而言，朝中有人好做官，老师的提点和照顾对他们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人脉资源。对座主来说，爱护和提拔门生，也就是在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以门生们对座主除了感情上的师生关系，更多的是身为利益共同体的自觉。
内阁首辅张居正遭学生弹劾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也有座主和门生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反目成仇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张居正。
张老师自从隆庆年间成为内阁首辅，后来又得李太后和万历皇帝信任，先后执掌大明政权达十年之久，可谓明朝有史以来最有权力的首辅，没想到在他身上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学生弹劾老师的丑闻。
第一个弹劾他的正是他的门生刘台，此人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张居正是那年的主考官，两人是实打实的师生关系。张居正对刘台有恩，本身是他的座主不说，在刘台中进士后只做了两年刑部主事的情况下，就提拔他做监察御史，巡按辽东。
这样的际遇，是很多人一生都难得的机会。刘台对张居正自然是感恩戴德，但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却出了一桩事，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对蒙古的战斗中取得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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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也是张居正信任的边臣，刘台大概是邀功心切，抢先把这件事上奏了朝廷。但是按照制度，奏捷本应该是总兵和巡抚联名上奏，刘台身为巡按，根本没有上奏的权力。
奏捷邀功，虽然不是大事，但按例应该降谪。按说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力，是可以照顾一下门生，把这事压下来，但他大概想敲打一下这个弟子，就请旨予以申斥。
没想到刘台反而不干了，他愤懑难平，在万历四年上了一道奏章，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直接撕破脸皮，公然弹劾自己的老师张居正。
在这份奏章里，刘台列举了老师的七大罪状：一是驱逐高拱示威，又遗书市德，使朝廷无礼于旧臣;二是违反祖制，赠成国公朱希忠以王爵;三是任用张四维、张瀚等亲信;四是威福自用，目无朝廷，朝臣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五是利用考成法，挟制六部;六是摧折言官，仇视正直之士;七是以权谋私，夺辽王府地，为子弟谋乡试，在江陵造豪宅，接受武臣贿赂。
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这七条罪状，件件戳到了张居正的痛处。由于刘台的特殊身份，更增加了这次弹劾罪状的可信度。
刘台在奏折中甚至指出，张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这种隐指张居正有不臣之心的诛心之语，可见必欲置张居正于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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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维系的师生共同体
张居正当然更是震怒不已，最令他愤怒的是“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大明开国二百年，从未出现的学生弹劾老师的事情，居然落到自己头上。所以他当庭向万历皇帝提出辞呈，“计惟一去谢之”。
张首辅感情激动，当场伏地大哭，以至于万历皇帝亲自下御座搀扶他，再三慰留。张居正才勉强答应，但是依然杜门不出、不理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