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这事儿，并不是今天才有，古时候也经常发生。特别是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自发的城市化比较迅速的历史时期，人们在城市中见缝插针一样修建住宅、商铺、出租屋，侵占街道，造成城市空间的拥挤。这时候，政府往往就会要求居民拆迁。比如宋代，便是这样一个时代。
宋代时，原来的“坊市制”已经瓦解，政府不再刻意追求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市民获得了自由建筑房屋与商铺的机会(在坊市制时代，哪里可以建房，哪里可以开铺，都由政府严格规划好)，如此一来，城市难免显得杂乱无章。同时，城市商业的兴起，又促使商民们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不穷，在当时，这叫作“侵街”。由于侵街严重，汴京甚至出现“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的仄逼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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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宋代史书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拆迁”的记载。如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宋太祖赴宴归来路上，发现汴京通利坊的街道非常狭窄，便下令拆迁部分违章建筑，扩展了道路。又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宋真宗曾令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即将侵占街道的违章建筑拆掉，不过因为当时“方属严冬，宜俟春月”，又下诏暂停了拆迁。
需要说明的是，以前的拆迁，通常都是政府行为，至于民间的房地产交易，是不能使用强制拆迁的手段的，只能买卖双方坐下来谈价钱，谈不妥拉倒，谈妥了就签合约。当然，一些权势人家倚势欺人、强拆民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这不是社会常态。而政府拆迁的目的，通常也是出于公共用途，比如为了拓宽街道、修筑城墙。
那么宋朝有没有拆迁补偿呢?有的。中国自古承认私有物权，拆迁作为对私有物业的征用，当然必须作出合适的补偿。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正月，汴京又出现了一次拆迁，因为要开挖汴京新城的四面壕沟，需“移毁公私舍屋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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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拆迁，就涉及补偿，当时朝廷便委任一个叫作杨景略的官员，专门负责拆迁补偿。根据拆迁的补偿方案，对土地被征用的民户，政府“估值给之，或还以官地”;被拆迁的官营房、民坟、寺舍，则由一个叫作“京城所”的机构安排“拨移修盖”。
从这次拆迁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宋政府对拆迁户的补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物补偿，即由政府另拨给官地、另造房屋还给拆迁户;一种是货币补偿，按照房地产的市场价，给予赔偿。但具体赔偿多少钱，史料极少记录。
不过，元丰六年闰六月的另一次拆迁，则留下了政府补偿标准的记载。
当时开封府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市容市貌整顿，按照规划，城墙内侧三十步范围内的官私建筑物都要拆迁，以便留出足够的城市公共空间。负责拆迁工程的是开封府的推官祖无颇。祖推官统计了工程涉及的拆迁户数目，并一户一户参验地(房)契，再根据当时开封府的房地产价格，计算出被拆迁物业的估值，总共有“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值二万二千六百缗”。此外，尚有一部分寺观、官屋也要拆迁，由“京城所”择地重建。
130家拆迁户，共补偿22600贯钱。算下来，平均每户可获得政府补偿170多贯钱。朝廷批准了这个拆迁补偿标准，由户部拨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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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到底是高是低呢?这需要参照当时汴京的物价与市民收入水平。北宋时，在汴京街边摆个小摊做小买卖的社会底层人物，一天约有几十至一百文钱左右的收入，170多贯钱大约是一个底层小市民五六年的收入;从物价的角度来看，北宋开封的房价，繁华地段绝对是“寸土寸金”，170多贯钱肯定买不了一间像样点的房子。
不过，这次拆迁的房屋都在城墙附近，属于偏僻之地，又是一般平房，房价毫无疑问要远低于市中心的豪宅，北宋前期，在开封府下辖的中牟县，100贯钱就可以购买到一套很好的住宅了。应该说，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是参照时价计算出来的，虽然不高，但还算在合理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