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网络上一个常见的句式就是，中国人太多了，不控制不行。我就纳了闷了：他们难道不知道比起别的资源，人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源吗?凭什么认为人是废物，只会消耗资源，不能创造资源?
这是一篇很大的题目，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前段时间看到媒体上，文史学者史杰鹏有篇专栏，叫《古代人的生育》，告诉我们，其实，古代人，尤其是老百姓，是并不乐意生育的，因为养育很艰难。一般情况下，统治者要干的是想方设法鼓励大家多生育。的确，以中国古代的一些史实为例，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汉惠帝六年，曾经有一条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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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算，是指人头税，汉四年(前 203)汉高祖刘邦下令，确定民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岁出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是为算赋。就是说，结婚晚的女子，要受罚。
关于婚龄，各朝各代都有所不同，而且经常变动。再以唐代为例。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下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而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4年)则有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似乎过了一百年，婚嫁年龄就大大提前。但其实不然，因为前者是指这个年纪“应当成亲”了，类似于婚龄的平均数;而后者则是指“不得早于这个年龄”，是法定结婚年龄的下限。但主旨都是说，到了合适的年龄，就应该结婚，而且必须要督促大家结婚，甚至死了妻子或死了老公的，脱了丧服以后，也要尽快再婚。
还有，贞观元年二月四日的诏书中，就要求各地刺史县令，督促民间及时婚姻;鳏寡多少和户口多少，都是属于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之一。唐制还规定，女子不授田，结婚不加赋，所以民间乐于婚嫁，就是通过经济税收手段来促进及时婚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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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难道说的只是结婚么?当然不是，背后是想督促生育。相对应的是，当代婚姻法规定了最早的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女二十)就已经比较晚了，并且在婚假、产假等多方面给晚婚晚育者以优惠和便利，其实已经就是在鼓励减少生育的政策行为了。
在古代国家，还有一种常见的人口增长的情况。每当改朝换代，大的战争结束后，生产力破坏、人员伤亡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比缺钱更严重的，是缺人，战争减员极为严重，史籍里常见“十存二三”之说。人口快速增长是皇帝很了不得的一项政绩，说明此时生得起、养得起，无动乱。据学者袁祖亮的研究，西汉前期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千分之十二。在如此高的自然增长率下,“西汉初年的人口为1500万，文景之际全国已达2500多万，景武之际达3000多万，在武帝前期可能出现3400多万的人口高峰”。这才几十年的时间，人数就翻了一倍多。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达到了5900多万的高峰;几乎是200多年前开国时的四倍。
在人口增长得最快的这些年时，这些皇帝都被史书大力吹捧：吕太后时，“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夸文景之治的“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财。……”(《史记•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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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并非是想说明西汉时期的政治有多开明。翻开历史一看，东汉前期人口增加也很快，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只有2100多万，到了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就已达到了5300多万;才过了48年，人口就翻了一番。再如唐代贞观十三年全国十道记3，041，871户，12，351，681口;11 年后，至高宗永徽元年，增至3，800，000户，增加了24.9 %,年均增长率高达2.04%(王育民《中国人口史》)。这个速度就很惊人。更令人惊叹的是，清初人口接近1亿，但到康熙乾隆时期，人口便爆炸性增长，1790年达3亿人以上，1851年达4.32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