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法家李俚有“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的说法，如果一户人有五六口人，一百亩田地平均摊到人头上，人均生产力也就是在15-20亩左右。魏国农民的生产力，每亩地每年可以丰收粮食100多公斤，也就是说农民的平均生产力，每年可以收获2000多公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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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魏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李俚在魏国推行以平籴法为主的变法，其中有对粮食的价值评定，即一石粟价三十钱。如果魏国农民每人有20亩地，则其从种植粮食方面可以获得的收入，就是600钱-800钱之间。
可是，这些收入仅仅是魏国农民的表面收入，历朝历代的农民最痛恨的苛捐杂税，在战国时代也不例外，除去税赋的收入，其实并不多。战国时期各国税赋制度各有不同，魏国是个较为重视仁政的国家，相对税赋比较轻。在李俚的变法中，推行“什一之税”，“什一”是当时最低的田税。魏惠王的相国白圭，曾主张“二十而税一”。但秦国、楚国的税负就比较重，农民生产的三分之二要缴纳田税。战国时期，普遍还是“伍税之”，采用五分抽一的税制。这样计算的话，魏国农民的年度纯收入，大概就在500钱-700钱左右。
那么，每年挣这么多钱，对于一个农民代表着什么呢?衣食住行，从来都是必要的。而在战乱频繁的时代，农民要想丰衣足食，基本是不太可能的。所谓自给自足尚且很难，要是还想酒肉穿肠过，似乎就成天方夜谭。农民们主要还是依靠粮食来维持生命。假设一个农民一天消耗六两粮食，那么一年365天，就消耗109公斤左右。按照一石粟价三十钱的粮价，就是32钱左右，一家五口就得消耗150钱。那么，如此看来，战国时期农民的吃饭保障，占到年度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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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悝的计算中，农民家庭每年花费再衣服上的费用，大概是三百钱。比之吃饭保障就要奢侈得多。加上吃饭的开销，一个农民家庭每年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下，结余的就差不多有50钱左右，日子过的相当清苦。
这里就要说到税赋了，前面的计算，是在刨除所有税赋的前提下，当时的各国即便是最仁政的魏国，也包括有田税和户口税、人头税等税种。那么，仅仅剩余的50钱，是根本不可能足够缴纳税赋的。所以说，战国时期的老百姓，用民不聊生来形容，是相当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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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秦律》的律文，小家畜大约每头二百五十钱左右，也就是说占到农民年度收入的一半，可想而知一般的农民家庭，根本买不起小家畜，自己饲养的家畜是舍不得自己食用的，就算蓄养的，也不可能吃。这也可以想象古代的农民，要是家中有头耕牛，往往被视作命根子的原因。要吃肉，那更不可能了。
孟子才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70岁有肉吃，就认为是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