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杀武将，岳飞等死于非命;不杀文臣，苏轼因此逃生。
据说，之所以不杀文臣，乃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交待。然又有研究者说，赵匡胤，却是宋朝皇帝中，诛杀臣下最甚的，有八十余人之多。是否他因而深思后悔，所以立下重誓?
后世，很多人怀疑，虽然宋朝确实待文臣很优厚，是否存在过此盟誓，却是值得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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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翻了下，于历史资料中看到了此事——
王夫之在《宋论 太祖》中有言，“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元人所编《宋史 曹勋》传中，写随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去的曹勋在逃归之后，拿着徽宗亲自写在自己衣服衣领上——原文，乃是“御衣”——想来，皇上所穿的，就是御衣罢，却不见得，是龙袍。因为当时，乃是俘虏呢!想当初，钦宗去金营谈判，被强逼穿金朝衣服，此刻，徽宗身上的，或许也是戎狄之服吧——“诏书”交给宋高宗赵构，看得赵构眼泪叭叭直往下掉。除了“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外，还有“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先插一句，艺祖是谁呢?这里就是宋太祖。乃古代太祖或高祖的通称。
不过，此事更详细的记录，在于南渡宋官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
言及，宋太祖密刻了块碑，藏在太庙的夹壁里，平日锁钥甚严，唯太庙祭祀及新君即位，方可开启阅读。且新君只能带个不识字的小太监一起进去，读过之后，又严密封。靖康之变后，开封被金人所掠，太庙大开，人们方看到此碑内容，上书“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细心的读者，你一定已发现，此三誓，与王夫之所计，前两条皆相似，可第三条，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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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自靖康之耻到王夫之之时，近五百年已过去，然以其治学之严谨态度，若叶梦得所言属实，何不照抄即可?要自己杜撰一条?让后世之人，到底信谁呢——如今我们皆能见到叶梦得之记载，很难想象，王夫之，没有看到啊!
所以，宋太祖是否做了这样一块誓碑，还真让人费解呢!
然则，又有人要说，若无此誓，宋朝皇帝们，为何都那样“仁慈”呢?
有一说，可资参考。
宋仁宗时，强盗张海将过高邮，当地守将姚仲约知道抵挡不住，竟然“论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强盗看到这么懂事的人，高兴得合不拢嘴啊。所以就没有劫掠当地。事情传到朝廷，大家都是目瞪口呆，这作法，也太有想象力吧?富弼等觉得应该把姚仲约杀了，但范仲淹力争不可。最后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富弼气得要晕，说以后还怎么管理官员嘛。范仲淹却私下跟他讲，“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
好一个他日手滑啊!原来，在范仲淹看来，保他人之命，就是保自己之命。若开这样的先例，难免就要杀来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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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富弼与范仲淹出守边塞，从河北归来，到了都城，也许是打了败仗，没人敢给他开城门，因为不知道朝廷的是不是要处理他呢。他彻底围床踱步，此刻，才理解到，范仲淹，真是圣人啊!
在宋之前，在宋之后，何朝何代的斗争，不是你死我活呢?也就只有宋朝的官员们知道，咱争的是权力，不是人命——而赵匡胤的基因比较周正平和，赵宋皇帝多非凶狠之辈，当然也是极大原因之一了。否则，他们想杀，文臣集团势力再大，又如何争得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