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八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请英国使团代表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看戏。演出从上午八点持续到十二点，共演了八出戏。
官方的记载里仅几个字：“带至西边廊下观剧。”幸亏马戛尔尼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得以重现当日的场景：皇帝面对戏台坐在正中，观众两侧侍立。皇帝的内眷们坐在上面的包厢，用帘子挡着。斯当东的儿子、十二岁的小托马斯被太监领进包厢，以便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女眷可以近前观看。
前一天是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诞，使节们被邀请参加了各种庆祝活动。在英使笔下，耄耋老人外貌高贵，举止优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二十岁。就在两年前，朝廷派福康安率军进入西藏，打败了入侵的廓尔喀(今尼泊尔)王朝。清军凯旋之日，乾隆写下《十全记》，津津乐道于自己继位五十七年间在边疆地区的“十大武功”，并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石为碑，以志大皇帝的丰功伟业。如今，连万水千山之外的英吉利也来“朝贡”，乾隆的喜悦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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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藩属朝贡，大都在宫中最重要的日子：一阳之始冬至、一年之始元旦和人君之始万寿。如今马戛尔尼来华谋求商务利益，恰逢皇帝万寿，经广东巡抚郭世勋奏闻，就变成了下国上贡。英吉利国被归入“边塞夷王酋长”一类。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写给两广总督的咨文，则被翻译凭空捏造了英王“素沐皇恩”“惶恐不安”“慕顺之心”等用语。难怪咨文被送呈御览时，皇帝龙颜大悦，认为英国“情词恭顺恳挚”，批准了其遣使请求。
马戛尔尼在日记里说，最后一出戏是大型哑剧，海洋和陆地上的动物出没。使节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其寓意是大地与海洋的结合。学者叶晓青从清宫档案里披沙拣金，发现了这出戏的剧本，实为昆剧《四海升平》，为当日倒数第二出。这是乾隆专为英国使节来访而编写的朝贡戏。档案中发现的戏本上，还留有乾隆的朱笔点校，把戏末“庆祝”改为“庆贺”，更显雅致。
剧本开始，是文昌帝率十六星神由金童玉女从仙楼引领出场。文昌的唱词，毫不吝啬地把《尚书》《诗经》《论语》等经典中赞美上古圣贤帝王的辞藻，献给当今圣上。他接着提到英吉利“朝贡”之事：“故有英咭国，仰慕皇仁，专心朝贡。其国教之越裳，远隔数倍。或行数载，难抵中华。此番朝贡，自新正月启舶登程，六月已抵京畿矣。”至于英使能顺利抵达，端赖大皇帝的文功武德，“此皆圣天子，仁德格天，所以万灵效顺，非有神灵护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载之史策，诚为亘古未有之盛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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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眼中，并非传统朝贡国的英吉利，遣使节渡海而来，大大满足了他的骄傲心理。事实上，天朝尊严不仅是一种意识，也深深内化为一种体制。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意识中，他们认同一种想象：中国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模式。这模式需要用虚骄来维护，而礼仪和庆典皆为其中的一部分。朝贡庆演戏文华丽空洞，全凭排场取胜，朝廷借此炫耀财富和实力。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廷，要树立自己天朝上国的宗主地位。
与虚骄意识相连的，是对“夷”与“狄”的保守防范。乾隆在御制诗中吐露心声，“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正是要限制中西往来，扼守华夷之辨。在写给乔治三世的敕谕中，乾隆告诉英王，如果你们“仰慕天朝”，想来“观习教化”，完全不必要派人来京，因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你们自有风俗制度，学了天朝礼法亦属无用。
对此，马戛尔尼倒也不是毫无察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禁限的真正目的，是担心中外交流增多，不利于维持皇威，那些顺民们亦将不再俯首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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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荷兰使节来访。他们发现，皇帝已具备了老年人的一切特征：眼睛常流泪，抬眼皮有些困难，面颊松弛并耷拉下来。乾隆老了，他和他的臣子们既无足够的知识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突破传统的模式。
制度依赖惰性不停运转，《四海升平》也会继续上演。嘉庆删除了马戛尔尼来访的内容，换作平闵粤沿海叛乱的功绩;到了光绪朝，只是将圣天子字样改做“圣母训政”，英吉利“朝贡”已成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