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把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
但是，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和西方的妓女起源问题上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因为史书与宗教典籍中找不出一条关于殷商女巫卖淫的确凿材料，这点和西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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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妓女，实际是战俘和奴隶。《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夏桀蓄女乐、倡优”的记录。此后，王孙公卿都有在自己的府中养大量的女子的习惯，一来是为了淫乐，二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周礼》上提到的“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其实都是指供帝王淫乐的女性。这种妓女统一被称作官妓，但是我一直认为官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妓女，其实她们是奴隶，和其他奴隶不同的是她们的工作只是献身和献技而已。
到了春秋齐桓公的时候，我们熟悉的管仲改变了这一切，他单独把妓女列为一项职业。
《战国策。东周策。周文君免士工师藉》一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闾”是门的意思，齐国常常在宫中以门为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在齐桓公的宫中，一共拥有七个做性交易的市场和七百多个倚门而站的妓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妓女和交易相联系的记录。从这里看，关于妓院的记载要比西方早上五十多年，在这种事情上，泱泱中华，也绝对不输给外夷。而这个“天才”想法的创始人，就是被孔子和诸葛亮奉若神明的齐桓公的大管家管仲。
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现代学者黄现璠著的《唐代社会概略》也持有这种观点。以上不仅证明了这些女人不但成了交易的商品，而且她们还要把自己性交易所得的一部分交税，这是一种典型的性服务合法化。
看来管仲背上这个不光彩的发明记录是在所难免了，我在第一卷的《齐桓诸妻不如管仲一妾》的文章中详细说了管仲这个人物，不要以为他脑残，故意搞出了这么个妨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产物来，恰恰相反管仲很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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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管仲并不是一个眼光很差，人尽可妻的男人，他的小妾婧是个多么聪明美丽的女人啊，这还只是管仲的一个小妾而已。所以说，管仲开办这种营生，并不是为了性欲的需要，其实他是有着很深层次的考虑的。
《韩非子。外储说》上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
在齐国有很多男性没有纳礼的资本，娶不起媳妇。许多男子又因为无处发泄性欲而苦恼，另一方面，由于齐桓公和管仲的连年征战，获得了大量的女性奴隶，这些女奴也需要安置。而这样的性服务交易场所的形成，满足了两方面的要求，男性可以找到心仪的女性(价钱肯定比纳礼要低得多)，而女性也可以凭借服务得到报酬。这一来，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
而发展国内的经济，也是这个特殊市场的一个重要作用，特别是搞活跨国经济，这种性交易是非常有作用的。很多各国的名士和公子，都愿意到齐国来看看这个国家经营的妓院，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比招商引资更好的效果。而齐国的这种妓女产业的经营模式，很快被各国所效仿，各国在其经济产业中都增加了性服务这一块内容。
大国之间的外交，甚至政治领域，也多采用用这些妓女作为政治筹码和交易的事件。
战国后期，由于媵妾制度逐渐被取消，再加上商业的繁盛、都市的兴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坏，妇女流落为妓女的日益增多，加上战国时期社会通用金属货币，使嫖娼更加简易化了，“私娼”就蔓延开来了，而这些妓女的命运大多数是非常悲惨的。这些女人还有的被输送到军队去“慰安”，这到汉代，就逐渐发展成了营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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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几千年发展中，妓院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许多艺术和文学都与中国的妓院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而青楼文化和妓女产业一直到晚清，甚至民国的时候，还有古时的遗风。
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取得天下后，政府就着手进行了一系列行动，并且在1960年宣布在中国大陆根除卖淫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却形成了后期的一种社会性交易的畸形的变异。
妓女是一种剥削制度的产物，在有剥削制度的社会里，妓女多是出生于穷苦之家，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被寒冷和饥饿夺去生命，不得不从事出卖肉体的生涯，这种生涯是带有一定的强迫性质的，并不是她们所愿意接受的，她们的内心世界是相当痛苦而不被理解的。
很多人都在分析，妓女的根源是什么，专家用什么私有制啊、农村经济的城市化等等理论去解释。其实，大可不必把圈子绕得这么大。《金瓶梅》中，潘金莲说过西门庆两句话，“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要耍遍了罢!”这两句话无疑说出了妓女不幸的本质，实际还是那些臭男人的欲望。这种欲望会随着自己财富的增加而越发强烈起来，这就为性服务行业提供了广泛的市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