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明史，像有口痰卡在喉咙里，吐不出，咽不下。
明朝末年，木匠皇帝朱由校宠信太监魏忠贤，小人当道，朝纲不振，仅有的几个晓事的士大夫又郁于门户之见，挤占着原就很小的政治空间。待到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朱由校无子)上台，才似乎稍有改观。魏忠贤被处死，阉党失势。整个帝国咋一看风正帆满，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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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帝国之内，却也狼烟四起，民不聊生。更何况关外的女真人逐渐坐大。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有挑战是因为柱石已烂，有机遇是因为尚未烂透。像后来的清朝，庚子义和团之后慈禧老太太与时俱进也想玩什么新政，但最后失败了，没玩起来。失败不是说新政不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新政比当年康梁的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此时已没有了当年康梁变法时的环境，就像一株兰草从山谷移栽到沙漠，即使品种再好，花开得再美都无济于事了。
回到晚明，朱由检的驾临确如一剂强心针让帝国看到了希望，可接下来朱由检的表演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可以说越到后来，帝国的任务越明确。农民起义军中李自成一家独大，女真人慑于宁远和宁锦两次失利，未曾有窥觑九五之心。小朱皇帝此时如果能化挑战为机遇，那明朝是否就此OVER，还不一定。而且历史也确实给了小朱皇帝两次绝好的机会。
一次是崇祯十五年(1642)，关外要塞锦州落入清军之手，小朱皇帝吃不消了，便与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要与清军议和，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李自成等农民军。按说，从当时和事后来看，这一决策都极端英明。可几天之后，小朱皇帝变卦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议和之事不慎泄密，经过如下“一日，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陈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群臣哗然。”按说打战这种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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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程朱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多有股偏狭之气，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更何况要跟这么一个夷狄站在平等的地位来议和。这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常被视作奇耻大辱的。不信，你看汉朝对匈奴的和亲，被士大夫讥讽得什么样子。再不信你看北宋与契丹的和议常常为了名分，如我两国到底是兄弟之国还是叔伯之国争论不休，甚至不惜花钱买个名分。即使到后来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进来了，国人此种心理亦然。《南京条约》一签订，当局最痛心的不是割地赔款，也不是关税协定，而是开埠通商。
碍于所谓的公议，崇祯没了主意，他铁定了不愿承担议和的罪名，所以他想了想，决定弃卒保帅。当群臣来质问他向他要个说法的时候，他把一切都推到了陈新甲的头上。于是陈新甲理所当然地下狱，理所当然的被处死。值得一提的是，关在牢里的时候，陈新甲还天真地四下打点，想保住性命，可崇祯杀人灭口之意已决，陈新甲冤死菜市口，帝国也由此失去了一次绝好机会。但崇祯还有一次更好的机会，那就是跟另一个敌人李自成。
李自成原本是帝国邮政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由于下岗分流，无以为生，结果只得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当时正值灾荒，流民遍地，所以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的商洛山一路势如破竹。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下北京外城，形势一片大好，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时他却派出一个投降太监杜勋与小朱皇帝谈判。条件很优惠：划分天下，赏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他的封国。同时作为交换条件，承诺农民军与政府军一起对抗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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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形势之下，开出如此厚道的条件，以后来人的眼光看，只要不是猪都会答应，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实说，小朱不是猪，而且当时他也动心了，可同上一次一样，群臣又认为不可，群臣到底如何想的，不必多说了。可怜的是马到悬崖了，作为骑马人的小朱皇帝还是不敢独自承担与贼匪(在他们看来是)议和的压力，原因同样很简单，在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对于贼匪从来只有两条路——剿与抚，至于议和，不要说说，就是想都不能想。机会稍纵即逝，到最后小朱皇帝和帝国的面子确实保住了，但农民军稍一发力，小朱皇帝和他的先祖朱元璋建立的帝国就随着他们的面子死不剩渣，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