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关于元宵节及其灯会的源头，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汉武帝祭祀太一神”。根据《史记·乐书》的记载，祭太一神是在正月上旬的辛日，于甘泉寺之中，“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所以灯火彻夜通明，还有“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唐代徐坚等撰《初学记》，认为“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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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源于佛教的“燃灯表佛”。西域的摩揭陀国每年十二月三十日(相当于中国夏历的正月十五日)，会举行纪念佛祖的燃灯法会。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佛教东来，明帝也弘扬了这一“燃灯表佛”的习俗。前面的“祭太一说”是为元宵节框定了一个“夜间活动”的范畴，而这里的“表佛说”则已经有了明确的关于“燃灯”的庆祝行为。
其三，元宵节还被称为“上元节”，这是来自道教的说法。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三官信仰”十分兴盛，三位天帝，逢其诞辰日，便要下界来校定人之罪福，也就是所谓“正月十五上元日天官赐福，七月十五中元日地官赦罪，十月十五下元日水官解厄”。于是，在上元日的燃灯活动，也被认为有祈福的含义。
元宵节期里的“情”与“爱”
元宵节期里“集体狂欢”和“个人亢奋”之“无序”，其实潜伏着危险。古代小说中多有此类“危险”案例：《二刻拍案惊奇》卷五，襄敏公在京城的元宵夜被歹人拐走了儿子;《红楼梦》篇首，苏州城里的甄士隐在社火花灯之中痛失爱女英莲;还有那些水浒的“叛乱者”们，“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和“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利用的都是元夕“无夜禁”和人们“打哄赏灯”的时机。
爱情同样也是危险的，就像人们常会用“擦枪走火”来形容情事的发生，只不过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危险而已。爱与欲，是人性的本能，是人格中的“本我”，也是藏于人们心底的“厄洛斯”(Eros)。“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元宵节那打破了秩序和规矩的时空情境，为情的滋生、爱的疯长提供了丰沛的土壤，就像冯梦龙在《喻世名言》卷四中所道出的：“只为这元宵佳节，处处观灯，家家取乐，引出一段风流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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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可以是单身男女看对眼，然后留下彼此名号，回家禀告父母，再严肃认真地走“明媒正娶”的程序;但也会有良宵一夜、天亮就分手的;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通过常规途径结合，于是私奔远走、双宿双飞。
古代留下的那些话本小说、戏曲作品，为我们展现了更多元宵情事的曲折生动。
宋话本《张生彩鸾灯传》中，张公子元夜观灯，于乾明寺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帕上有细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鹫灯是也。”张公子怦然心动，为这个约会等待了一年。到相见时，二人情投意合，最终私奔，不过倒也偕老百年。这是一场关于“等待”的情事。
明代阮大铖的传奇剧《春灯谜》，韦家的小姐影娘女扮男装赏花灯，遇见宇文家的公子，二人彼此钦慕，题诗互赠，却因为忽作风雨，慌乱之中上错到了对方家里用作交通的船。于是，一系列的误会与错认发生了，宇文公子经历了被误认为反贼的冤狱、然后平反、又改了姓名考中状元，竟然最终也阴差阳错，与流落他乡的影娘真正成为了夫妻。这是一场关于“错认”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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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元杂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的故事，在“情爱”之中还加入了“生死”。胭脂铺的小姐王月英与书生郭华一见钟情，私传书信，约在元宵观灯之时到相国寺观音殿相会。谁料郭华贪杯醉酒，错过了约会，心中愧疚又觉得姻缘痛失，吞了月英留下的香罗帕子，气绝身亡了。幸好有刚正却又不失仁慈的包拯大人审理此案，加上最后观音显圣，郭华复活，才得以名正言顺地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故事里的“元宵节爱情”，总未免有些过于艰辛和离奇。但是巴赫金说：“节庆都是同自然、社会和人的危机和转折关头相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总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由这一条想去，就能理解那些“失散而又重逢”、“赴死而又回生”的情节的被需要，以及它们的深层文化意义了。节日时序与生命时间交织应合，经过这一场过渡性的仪式，爱情、生命，终于也都获得了圆满和新生。